得我也能。”李大亮肃然道。



“我拭目以待！”



杨集点了点头，又郑重的向刘焯说道：“刘先生，我要的是真实有效的知识、要的是各种经典之初衷，而不是别人曲解出来的东西。只有用这些知识来育人，才不会误人子弟、遗祸后人。至于别的，我并不在乎。这一切，于国于民同样有利，这不正是你一向的志向吗？”



话说到这份上了，刘焯也不再矜持，便站起身，深深的行了一礼：“既如此，那草民也不矫情了，愿以此残躯助大王一臂之力。”



“就这么说定了！”杨集笑道：“我是凉州总管，不久就就要去凉州治理地方，但是总管府佐官始终没有配齐，许多人都是身兼数职，我会向圣人说明你的情况。”



“多谢大王。”刘焯知道各总管府的总管虽然没有任免权，但却可以推荐除长史、司马、诸曹以外的佐官，如诸曹之下的丞、都事、考功等等。而且凉州是大总管府，佐官品阶都不低。



“要说多谢的是我！”杨集说道：“因为你和刘士曹的五经释义是我急须之义疏。”



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官方思想就是儒家独尊，其它思想一概禁锢。但是该思想并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董仲舒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时代背景之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容纳了道、法、墨、阴阳五行等家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最终形成了“新儒家思想”。



等儒家形成儒家独尊天下的局面，儒家内部在解读先人经典之时，却众说纷纭，从而形成了众多师说不一的流派，有的流派甚至是矛盾对立的存在，最终反目成仇。



五经中的《诗经》分为齐、鲁、韩三派；《尚书》分为欧阳、大小夏侯；《礼》有《仪礼》、《礼记》、《周礼》，其中《礼记》又分大小戴；《易经》分为施、孟、京、梁邱四派，《春秋》既分公羊、谷二传，公羊派又有颜、严之学。



经学史上称这些大分歧为“师法”。



后来经学大师们又在“师法”的旗号下衍生出新的学说，由于经学大师的家族以此演说教育后人，于是这又被称为“家法”，而“家法”又分出各种异端学说。使整个儒学体系就像树干分枝、枝又分枝，大多远离根本、经义难明。



最后各个流派都希望统一学说，将儒学归于本源，于是在隋朝之前，曾出现三次儒学讨论大盛会，首先是西汉宣帝时期的石渠阁会；其次是东汉章帝的白虎观之议；三是东汉末郑玄遍注群经。



石渠阁盛会主要是讨论内部师说繁粹问题，然而讨论的结果不仅没有统一观点，反而加剧经学内部异说的产生；白虎观盛会重点是讨论今古文分歧，结果著出来的《白虎通义》，重点采用董仲舒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对古文经说优秀内容无所取正，不仅没有达到统一学术的目的，反而加剧了迷信思想在儒学中的地位，而董仲舒用来约束君权的天人感应学说，也被弄得面目全非。



这种情况在战火纷飞的魏晋南北朝还是无所谓，大家都以统一天下为重，没有哪个皇帝在意这些。但是大隋王朝统一天下之后，杨坚设立郡国之学以养士，并在开皇七年规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选送三名优秀学子，前来国子监学习，然而令人尴尬的一幕立即出现了。



首先是办学，办学是很容易，但却没有统一的释义来当授课教材，百个老师面对一条经文时，产生出一百种解读方式，给教育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其次是杨坚令国子监学生考秀才科、明经科，准备择优录用，可是考生写的答案谁都对、谁都不对，各个观点不一的阅卷官员也不能统一，最后傻傻打不出分、无法评出甲乙丙丁。



杨坚大动肝火，立即召集天下大儒集中于大兴城，令负责修订典籍、整理图书的秘书省官员和天下大儒辨论，使秘书省官员修订出来的典籍释义，在与大儒辩论中得以进一步完善，终级目的是使五花八门的释义走向统一，为教育统一教材、为取士统一答案，以免出现一条经义，出现几十上百种都正确、都不正确的解答。



大隋王朝在文学艺术上呈现出来的盛况，颇有几分百家争鸣的味道，故而世称“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



刘焯编撰《五经述议》的初衷，便是源于此。



而刘炫在经学上的成就更了不起，他著有《五经正名》十二卷、《论语述议》十卷、《春秋述议》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