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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抬起头，女人倚着石壁的身体微微前倾。



“我留在这里。”丹佐说，“继续等。”



“等什么？”



丹佐没有回答。他只是将笔记重新贴回胸口，感受着那熟悉的、三十三年如一日的重量。



“等他们铺到足够远的时候，”他终于说，“自然会有人来找我。”



平和寺的义诊室，开张第七十三天了。



吴奥加拉法师每天清晨五点起床，做完早课后，第一件事就是走到义诊室门口，亲手推开那两扇新漆的木门。木门用的是寺庙攒了五年的檀木余料，刷的是信众供养的桐油，推开时没有声音，只有一股淡淡的木香在晨风中散开。



今天来义诊的人比往常多。



门口的长椅上坐着九个人，七个老人，两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妇女。最老的是一位八十三岁的婆婆，从三十公里外的村庄走了三个小时山路过来的。她坐在长椅最靠里的位置，双手交叠放在膝上，闭着眼，嘴里喃喃念着经文。



“阿婆，”负责登记的小沙弥走过去，蹲下身子，声音放得很轻，“您哪里不舒服？”



婆婆睁开眼，浑浊的眼球转了转，好半天才聚焦在他脸上。



“腿。”她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刮过木头，“走不动了。”



小沙弥低头看她的腿。裤腿下露出的小腿肿胀得发亮，皮肤绷紧，像随时会裂开。他用圆珠笔在登记本上工工整整写下：“八十三岁，女，下肢水肿，步行三小时就诊。”



然后他抬起头，对婆婆笑了笑：“您稍等，轮到您的时候我扶您进去。”



婆婆看着他，干瘪的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话。但眼眶里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



义诊室里面，一位穿白大褂的中年男人正在给第三个病人量血压。他不是医生，是特区第一批“社区健康员”培训班的学员，三个月前刚结业，被派到平和寺做志愿服务。白大褂是特区卫生部门统一配发的，左胸绣着一个小小的红十字，红十字下方是一行缅文：“社区健康员·第五特区”。



“收缩压165，舒张压100。”他报出数字，负责记录的年轻沙弥在病历本上写下。中年男人转向病人，一个五十多岁的掸族妇女，皮肤黝黑，眼神里带着长期劳作后特有的疲惫与忍耐。放缓语速，一字一字说：



“血压高。以前吃过药吗？”



妇女摇头。



“我给你开一周的药。每天早上空腹吃一片。七天后回来复查。”他从药箱里取出一个白色药瓶，倒出七片，用裁好的旧报纸包成一小包，递给她，“记住，每天一片，不能断。”



妇女接过药包，攥在手里，攥得很紧。她没有说谢谢，只是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



中年男人没有催促。他只是安静地坐着，等。



等了很久，妇女终于抬起头，眼眶是红的。



“要钱吗？”她问。



“不要。”中年男人说，“特区出。”



妇女愣住，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声音出来。最后她只是站起来，朝他鞠了一躬，然后转身，快步走出义诊室。



门口，八十三岁的婆婆还坐在长椅上，眯着眼晒太阳。



妇女经过她身边时，忽然停住脚步。她弯下腰，从怀里掏出那包用旧报纸包着的药，小心地撕下一小角报纸，又从衣袋里摸出一截铅笔头，在那片纸上歪歪扭扭写下一行字。



然后将那片纸塞进婆婆手里，头也不回地走了。



婆婆低头看那片纸。她不识字。但她认得纸上那个歪歪扭扭的图案——是一座寺庙的样子，寺顶画着一盏灯。



她抬起头，望向义诊室门口那块新漆的匾额。



“慈济方便。”



阳光正照在匾额上，“方便”二字的最后一笔反射着温润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