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上午，曼德勒。



平和寺的义诊室门口，长椅上坐着的人比昨天更多。从七点开始，就陆续有村民赶来，有些人甚至带着铺盖，做好了排队的准备。



“今天怎么这么多人？”负责登记的小沙弥问旁边一个常来帮忙的义工。



义工是本地人，三十多岁，在寺里帮忙半年了。他往人群里看了一眼，压低声音说：“你没听说？若开那边出事了。一个孩子被当兵的打了。”



小沙弥愣住：“若开？那么远……”



“远是远，但消息传得快。”义工摇摇头，“有人说是特区的人带去的药，救的那个孩子。不管是不是真的，反正现在大家都在传：特区那边有医生，有药，看病不要钱。”



小沙弥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义诊室里面，吴奥加拉法师正坐在那间小小的诊室里，和今天第一个病人说话。病人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从五十公里外的山村走来的，膝盖肿得发亮。



法师没有看病。他只是听她说。



老妇人说了一个小时。说她丈夫死得早，说她一个人把三个孩子拉扯大，说孩子们都去仰光打工了，一年也回不了一次，说她的膝盖疼了五年，说最近疼得走不动了，说她不知道该找谁，说有人告诉她平和寺有个义诊室，说她就来了。



法师听完，点了点头。



“阿婆，”他说，“我给你开一个月的药。每天早上空腹吃一片。一个月后，你再来，我再给你看。”



老妇人接过药包，攥在手里，攥得很紧。



“要钱吗？”她问。



“不要。”法师说。



老妇人低下头，肩膀微微颤抖。过了很久，她抬起满是皱纹的脸，望着法师，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声音出来。



法师替她说：“特区出。”



老妇人愣住，然后点头，再点头，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她站起身，朝他鞠了一躬，然后转身，慢慢走出义诊室。门口的长椅上，排队的人望着她，望着她手里那个小小的白色药包，望着她浑浊的眼泪在阳光下闪烁。



没有人说话。



法师站在义诊室门口，目送她走远，消失在寺庙山门外那条通往山区的土路尽头。



“法师，”小沙弥走到他身边，“今天来的人，比平时多了一倍。”



法师点了点头。



“您不问问为什么吗？”



法师没有回答。他只是转身，走回大殿。殿内的长明灯还亮着，火光在晨风中微微摇曳，将佛陀慈悲的面容映得忽明忽暗。



他跪下来，合十，闭眼。



良久，他开口，声音很轻，像是在对佛说，又像是在对自己说：



“他们不是来治腿的。他们是来看希望的。”



傍晚，仰光。



吴登伦的宅邸里，茶会已经开始了一个小时。



来的客人不多，只有七个。四个是国大党内的后辈，三个是来自民间社团的年轻人。他们围坐在书房里，茶已经续过三轮，话却还没有说到正题。



没有人先开口。



窗外的缅桂树在晚风中摇曳，花香一阵一阵地涌进来，甜得有些腻。远处的城市正在进入一天中最喧嚣的时刻——下班的人潮、拥堵的车辆、此起彼伏的喇叭声。但书房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每个人呼吸的声音。



吴登伦坐在那张老式的藤椅上，手里捧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茶，目光缓缓扫过在座的每一张脸。



七个年轻人。最年轻的二十三岁，最年长的三十八岁。有的穿着体面的西装，有的裹着普通的笼基。有的眼睛里还带着未经世事的天真，有的眼底已经沉淀了与年龄不符的沧桑。



他们都想改变这个国家。只是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今天请你们来，”吴登伦终于开口，声音苍老，但每一个字都清晰，“不是要你们听我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