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已深了，纽约的灯火从曼哈顿的天际线一直铺到视线尽头。



田文从咖啡馆出来的时候，已经过了晚上九点。他没有打车，只是沿着街道慢慢地走。十一月的风从哈德逊河上吹过来，带着湿冷的潮气，他把夹克拉链拉到最高，双手插在口袋里，一步一步地走。



脑子里全是刚才玛丽亚说的那些话。



“一个七岁，一个五岁。”



“大女儿每天问我，妈妈，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走过一个街区，又走过一个街区。路上行人稀少，偶尔有出租车驶过，溅起路边的积水。远处，一家便利店的灯还亮着，门口站着一个裹着羽绒服的女人，正在翻垃圾桶。



田文的脚步停了一下。



那个女人大概五十多岁，头发灰白，身形佝偻。她把垃圾桶里的易拉罐一个一个捡出来，踩扁，装进随身携带的大塑料袋里。动作很慢，但很熟练，显然已经做了无数次。



田文看着她，想起今天下午玛丽亚的眼神。



那是同一种眼神。



疲惫，麻木，但还有一丝光亮。一丝“我还在活着”的光亮。



他继续往前走。



回到公寓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了。他关上门，把公文包放在桌上，然后坐到电脑前，打开那个加密的通讯软件。



屏幕上弹出一个对话框。那是他和李刚约定的联络方式，每周三次，不定时，每次不超过十分钟。



他敲下一行字：



“有进展。第二批名单增加了三类人。不只是技术人员。具体明天发你。”



发送。



然后他靠进椅背里，闭上眼睛。



脑海里浮现出玛丽亚的脸，浮现出那个翻垃圾桶的女人的背影，浮现出昨天那个程序员蹲在巷子里的样子。



三十七个人。



三十七个故事。



三十七个从“斩杀线”上掉下来的人。



但还有更多的人，正在那条线上挣扎。他们还没有掉下来，但他们能看见那条线。他们每天都在算账，每天都在计算自己离那条线还有多远。



那些人的眼神，他见过。



在华尔街的那些年里，他见过无数这样的眼神。那些刚入职的年轻人，眼睛里还有光；那些干了十几年的中层，光开始黯淡；那些被裁员的老员工，光彻底熄灭。



然后他们消失在人海里。



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但田文知道。



他知道他们在哪里。在地铁站的角落，在公园的长椅上，在收容所的铺位上，在便利店门口的垃圾桶旁边。



他们曾经是程序员、工程师、教师、会计、餐厅经理。他们曾经也有房子、车子、家庭、孩子。他们曾经也以为自己属于那个“中产”的世界。



然后有一天，他们掉下来了。



掉下来的原因，千奇百怪。生病，失业，离婚，意外，或者只是单纯的、一点一点被耗干。



但掉下来的结果，都一样。



田文睁开眼睛，看着屏幕上那个对话框。



李刚的头像是灰色的。他那边还是白天，可能正在忙。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那天在边城的茶馆里，程墨说了一句话：



“华尔街开口子，是他们没办法了。我们呢，是有办法了。”



当时他听着，觉得程墨说的是那些技术人员。



但现在，他忽然意识到，程墨说的“办法”，可能不只是技术人员。



那些人，那些从“斩杀线”上掉下来的人，那些正在“斩杀线”上挣扎的人，他们身上有一样东西，比特区现在需要的技术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