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当他们开始算账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这一辈子挣来的东西，在健康面前，什么都不是。
而她旁边的这个男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把那些正在往边缘走的人，拉住。
不，不是拉住。
是让他们看见，还有另一条路。
第二天上午十点，田文接到了彼得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老头声音洪亮，完全不像一个刚被偏头痛折磨了十几年的人：
“田先生，昨晚睡得特别好。第一次不需要安眠药。”
田文说：“恭喜。”
彼得说：“你那个周医生，还能来给我扎几次吗？”
田文说：“可以。他还要在美国待两个月。”
彼得沉默了一秒。
然后他说：“田先生，你昨晚和穆勒说的话，他告诉我了。”
田文没有说话。
彼得继续说：“你说我在算账。你说对了。”
他顿了顿。
“我这十几年，每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都在算账。算我这辈子挣了多少，花了多少，还剩多少。算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倒下了，谁会来管我。”
他的声音低了一些。
“算到最后，我发现，那些我以为会管我的人，一个都管不了。”
田文说：“为什么？”
彼得说：“因为他们自己也在算账。”
他顿了顿。
“田先生，我知道你想干什么。穆勒跟我说了。”
田文说：“那你怎么想？”
彼得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我有个学生。跟了我八年。现在在硅谷一家公司做芯片设计。他去年跟我喝酒的时候说，他想回国。”
他顿了顿。
“他说那边机会多。压力大，但机会多。能真正干点事。”
田文的手微微一顿。
彼得继续说：“他叫张明远。清华毕业的，在这边读的博士。你要是想见见他，我可以安排。”
田文沉默了三秒。
然后他说：“彼得教授，谢谢你。”
彼得说：“不用谢我。谢周医生。”
电话挂断。
田文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曼哈顿。
阳光正好。
下午两点，詹姆斯教授的电话也来了。
他的声音比昨晚更沉，但田文听得出来，那种沉不是疲惫，是某种正在下决心的沉。
“田先生，你那个李大夫，在北京还是在上海？”
田文说：“在边城。”
詹姆斯说：“边城？没听说过。”
田文说：“一个小地方。靠近缅甸。”
詹姆斯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说：“远吗？”
田文说：“从北京飞过去，三个小时。”
詹姆斯又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田先生，如果我去那边找他治病，你能安排吗？”
田文说：“能。”
詹姆斯说：“多久？”
田文说：“随时。”
詹姆斯说：“好。我考虑一下。”
电话挂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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