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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越本打算将权知贡举之职授予苏轼。他看重苏轼，希望他能如嘉祐二年榜时欧阳修知贡举那般，也选出一科千年一遇的人才。



但苏轼则一直反对从熙宁一直以来的经义取士，而是坚持以文章诗词取士。



章越知道苏轼始终反感‘经义取士’之物，认为王安石搞出这一套来简直是祸国殃民。苏轼当年就对章越说过，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其实源出于王氏。



王氏之文未必不善，而患在好使人同己。



苏轼的话永远是那么一针见血，章越感觉好像唐宋八大家后，文学水平确实下降了一个档次。这方面似乎明清以程朱理学取士的八股文，要背不少的锅。



苏轼坚决向章越反对，并表示若不改作文章取士，他便不出任这一次的知贡举。



苏轼认为章越会如以往那般向他妥协。



哪知这一次章越见说服不了苏轼便作罢，决定另选他人。



另一时空历史上这一次科举，苏轼处境却很为难。虽说如苏轼之意以文章取士，但因旧党内部倾轧，朔党和洛党一直攻讦苏轼，所以苏轼连自己的得意门生李廌也不敢录取。



最后导致了李廌一生没有为官。



苏轼既是推辞，而苏辙，程颢则分别兼着礼部尚书和太学祭酒的职务，无法主持科举。



所以章越决定用蔡卞出任权知贡举，这也是为蔡卞以后铺路。



事实上章越选择蔡卞作为替手，陈瓘，曾布皆颇有异议，甚至连亲兄弟蔡京也不支持。



蔡京想单干，独挑大梁。而对于蔡京，章越就是没办法不喜欢这个人。



而这一次省试所取六百零八人中，太学出身或地方州县出身的学子则有三百八十八名，这人数远远胜过章越当年科举时，也胜过熙宁元丰任何一个时期。



明朝的‘科举必由学校’也是如此。



汉唐朝廷皆倚重士族，故有东晋时王与马共天下之语。



而宋起开始逐步纳入寒门进入统治阶级。



而到了明清时，贫民初步进入流动。



明清科举很少有‘在野’的读书人考取进士。除了官学，章越也支持民间办学，以书院的形式考取，当然书院必须先经过朝廷的认可。



在过去一年内，因‘考成法’不称职职丢官或致仕的官员达到了一百三十多人，之后再上报尚书省又审一遍，最后才减至七十余人，科举扩招也是需要人来填补所缺。



每逢科举，必有事发生。



元丰八年省试，蔡卞为同知贡举结果因考场着火，差点被罢。当时除了蔡卞，蔡确心腹何正臣是知贡举，那场火被新党怀疑是旧党故意放了的，要倒新党的台。



同样这次省试落榜之人大肆抨击，认为朝廷过于倚重于太学。



这背后也是新党旧党中失意之人在兴风作浪。不过这样不实言论过了一阵就平息了。



省试之后，蔡卞在省试中的出题《论“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也在官场上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这一策论题目，章越是非常明白了。



蔡卞不愧懂得自己心意，恰如其分地言明章越主动收服汉唐旧疆，开拓进取，则促进对内变法之义。



那么法家拂士是何人？



也是一个命题。



省试题目拟定后，冯京首先在天子面前言蔡卞所拟题目不妥，不是章越入朝后调和新人旧人的目的。



而蔡卞则道，法家拂士并非言战国时的法家，而拂士是贤士，并无他意。



但冯京与蔡卞急争，最后不和而去。



而苏轼见冯京走了，也觉得意见没有被章越采纳，于是也自请出外。苏轼除了这次文章取士意见没被章越采纳，同时与程颐也处不好。程颐的洛党一直攻讦苏轼。



甚至章党内部也有人觉得苏轼【骤居高位】不妥。



你在元丰时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