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他一直隐有所觉，却并不敢面对的。



因为这样的话，他就会和天下间有权有势的超级有产者，彻底站在对立面。



但是他当初为了讨好皇帝，选择按皇帝的要求修改《恒产论》，就注定了这个结局。



他若不实践《恒产论》的话，别说在学术上比肩刘宗周，被皇帝弃用、被天下人耻笑，就会是最后的结局。



所以他最终决定，按皇帝的要求，实践之前写出的《恒产论》。



不过，还没有等他想好如何实施，《明报》上就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钱谦益之前仿照古书制定的恒产者标准是错的：



古时一百亩的土地，只相当于现在的二三十亩。



所谓的“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放到现在应该是二三十亩。



所以恒产者的最低标准，也应该定在拥有二十亩或三十亩土地，而非钱谦益之前所说的百亩。



这篇文章，让钱谦益勃然大怒。



因为这篇文章不是反对《恒产论》，而是想争夺有关恒产的解释权。



如果连恒产的解释权都被人抢走，他这个写出《恒产论》的人，如何维持在学术上的地位？



万一有人写出更完善的恒产理论，他这个先驱者的地位，还有谁会在意？



而且他还认识到，这篇用笔名发表的文章，很有张溥的风格。各种数字计算，也符合张溥提出的科学理论。



这是张溥那个后起之秀，对他这个老前辈发起的一次进攻。他必须果断反击，维持自己的地位。



甚至，知道张溥背后站着的是谁的钱谦益，同样很明白这篇文章是皇帝对自己的警告，让自己明白皇帝不止能用他，还可能任用其他人。



所以，钱谦益把自己之前琢磨的《生产论》，整理完善起来。从中挑选一些观点，用于反驳张溥。



他没有反对张溥用数字计算出来的亩数，而是从更高的视角指出，是否是恒产者不应该只看土地多少，还要看能生产多少。



产量低的地方，恒产者亩数要求要高。



南方那样能一年两熟的，相比北方两年三熟甚至一年一熟的地方，恒产者需要的田亩就更少。



所以他认为北方恒产者亩数，应该定在三十亩；南方则要低一些，可以定在二十亩。



至于塞外和海外，因为刚刚开发，定在五十亩、一百亩，都很符合情理。



朝廷要保障每个主动移民的家庭，都能成为恒产者。把没有土地的流民迁往海外，建设都是恒产者的小康之世。



这篇在《大同报》上发表的文章，影响远比《明报》上张溥用其他笔名发表的文章影响力大。



因为它明确提出了，如何在大明建成小康之世——



只要大明在海外开拓的土地足够多，所有人都能成为恒产者。



现在一无所有的流民，都能在海外成为恒产者家庭。



刘理顺之前就提出恒产者家庭属于小康之家，最早把恒产论和小康大同理论结合起来。他在看到这篇文章后，写文章热情洋溢地称赞。



并且以自己在涿鹿区政务署处理政务的实例，指出把北方拥有三十亩土地的家庭定为恒产者，符合现实情况。



建议把三十亩到一百亩定为小康家庭，和普通民户缴纳一样的赋税。



一百亩到一千亩定为富裕家庭，一千亩以上则是富豪家庭，需要征收有产税和超级有产税。



这篇文章，显然给京中盛传的有产税加了一把火。因为刘理顺已经提出，要在涿鹿区试行。



如果没有人提出反对，那么这条政策，就可能在将来试行在整个北直隶。



北直隶的民众，显然对此很关心。普通民众难以在报纸上发表意见，但是士子能发表意见的就多了。



这些士子能够读得起书，不说大富大贵，至少比普通人状况更好些。而且在考取秀才和举人后，家中增加了很多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