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道：



“北方即使一年两熟的地方也收获不了多少粮食，臣以为相比南方，应该予以减免。”



这下南方官员不愿意了，因为南方多是山地，他们认为应该同样减免。



朱由检听着他们吵吵嚷嚷，问首辅道：



“韩学士，你认为北方和南方的土地，每年纳粮多少合适呢？”



韩爌是山西人，当然是倾向北方少纳粮的，闻言顿时说道：



“陛下曾统计北方平均亩产大约两石，南方两石六斗。”



“臣以为北方的十一税，应定在二斗为宜，平均不超过此数。”



“南方的十一税，平均不超过二斗六升，如同苏州一般，按上中下田定为三斗、二斗五升、二斗。”



这显然让南方官员不满，李长庚道：



“苏州大多是官田，所以重赋。”



“南方其他地方，怎么能像苏州一样征收呢？”



“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



“苏州多有没官田，所以赋税重。其他地方的赋税，应该像国初那样定为苏州的一半甚至四分之一。”



太府寺卿董应举也说道：



“《旧唐书》曰：夏税，上田亩税六升，下田四升。秋税，上田亩五升，下田三升。”



“若是参考唐朝的两税法实行一税制，上田应该征收一斗一升、下田则是七升。”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朝堂大臣按照出身籍贯，对此激烈争论。



此时朱由检只能庆幸，苏松江浙人不准任户部官的规定一直在严格执行，否则苏松的人在朝堂上，会和其他人吵翻天。



最终，韩爌跳出来和稀泥道：



“臣以为除了苏松二地和官田之外，南方其他民田平均赋税可降至二斗。”



“北方则降至一斗五升，临近边塞的降为一斗，塞外苦寒之地降为五升。”



“如此国用可足，百姓负担也轻。”



南方官员对此仍有不满，朱由检则问他道：



“这样国用可足吗？”



“韩学士有没有算过，能够征收多少呢？”



韩爌当然算过，说道：



“此次清丈田亩极为严格，臣估算按新制度量衡大约能清丈出八百万顷，超过国初的八百五十万顷。”



“以南北田土各半、南方四百万顷估算，四亿亩每亩征二斗，就是八千万石。”



“按照地方存留四成估算，有四千八百万石能够解运朝廷。如果储藏运输损耗两成的话，那就能运到京城三千八百四十万石，满足朝廷和京边各军、包括辽东军队所需。”



这是只计算南方就能收到的赋税，朱由检闻言非常满意。



但是南方官员就很不满了，责问道：



“怎么只算南方，就不算北方呢？”



“南方四百万顷，北方也不少于此数。”



韩爌向他们解释道：



“北方如今多灾，陕西、山西现在都是全部留存，还需要朝廷运粮救灾、支付军费。”



“河南盗匪遍地，很可能步山陕两省后尘。剩下的北直隶和山东也多有地方遭灾，很难说能提供多少赋税。”



这就是大明的现状，北方已经很难向朝廷提供赋税，只能依靠南方。



所以朱由检在张溥闹出事后，就尽可能地提供支持，让奴婢打击大户，在南方实行新税法，多征收些赋税。



他和韩爌、毕自严等人都是这样打算，但是南方官员却不愿老老实实多纳税。李长庚道：



“南方同样遭灾，臣的家乡麻城，去年就遭了旱灾，前年遭受洪灾。”



“崇祯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