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最大的财富，的确是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百姓，他们尽心尽力的劳作，一年到头也就是赚点口粮。



按照朱瞻墡的公德论而言，大明脱离了小农经济蜕变，受益的是整个大明所有人，那么所有人都要为了这种蜕变付出代价。



哪怕是皇帝。



朱祁钰有很多话想和路易十六沟通，毕竟路易十六也是小农经济蜕变的代价之一。



但是那也得路易十四有个头不是？



所以，让百姓承担小农经济蜕变的一部分代价，也算是最普通的百姓的义务之一。



朱祁钰总计有两个担心。



第一个就是百姓承担了代价，付出了自己的农业剩余价值，最后享受不到小农经济蜕变的效益。



做蛋糕的时候喊着集体奋斗，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是钢，团结是铁，等到分蛋糕的时候，却摇身一变，变成了沈不漏，一分不漏。



第二个担心，就是路径依赖。



不分蛋糕也就算了，还要年年搞下乡，让百姓一次次的为冬序买单，把人敲骨吸髓的朘剥，最后再清理一下低端人口，天朗气清，国泰民安，一切岁月静好。



而费亦应揭露了一个残忍的事实，那就是农庄法必然如同军屯卫所那般败坏，农民的合力消失，最后农民只能予取予夺。



站在大明师爷的立场上，费亦应显然是个很厉害的师爷。



工业化进程一共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建立血腥的殖民地，对未开化的殖民地的外番，进行朘剥，矿产、植被、特产、劳动剩余等等，进行血腥的积累。



对于朱祁钰而言，他首先是大明皇帝，他根本不会顾忌外番蛮夷的死活。



另外一种模式，则是苏慈宗模式。



建立集体农庄，朘剥农业剩余，形成剪刀差补充工业，将农业剩余和廉价的工业品出口换取外汇，用外汇换取技术、机械设备等等，加大工业化投资，最终完成工业化进程。



于谦颇为认真的说道：“陛下，臣之前就曾经提议过，扩大农庄法的推广，在农庄法内搞一些村寨工坊试行。”



“大明的百姓们，只要能够组织起来，就如同奔流不息的大江，势若万钧！”



于谦对这一点极为肯定。



他认为在这一场博弈之中，大明的老百姓们并不见得就完全不是对手。



这段话里有一句潜台词，就是只要陛下不拉偏架，大家同台竞技，谁输谁赢，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朱祁钰沉默不语。



集体农庄，或者说大锅饭，并不是旱涝保收在一个锅里吃饭，它是一整套的主要按劳分配，次要按需分配为主的集体合作经济模型。



它有工分的同时，还有总结批评，村中的恶霸懒汉都会被送到军中进行远戍，还有自成体系的监察系统，百姓们通过掌令官可以反应真实情况。



无论是大唐的府兵制，还是大明的军卫法，还是苏慈宗的集体农庄，亦或者公社，都有一个共同的性质：不利于阶级固化。



一切不利于阶级固化的政策和社会模型，都会急速败坏，因为不利于阶级固化意味着不符合占据了分配地位的肉食者的利益。



肉食者即便是不故意破坏，也会刻意纵容。



这个肉食者包括了地方喜欢买地的地主、好吃懒做的恶霸、喝兵血的世袭庶弁将、兼并土地的科层制下的各级缙绅、大肆接纳挂靠土地的寺庙道观及王公贵族、一直想要挖大明墙角的势要豪右。



当然也包括了只是庸人的皇帝。



将军的儿子只能是将军，不能做元帅，因为元帅也有儿子。



而最底层，最穷苦的百姓，是承担代价的那批人，农庄法，就是把他们聚拢在一起，形成合力。



拥有了合力，就拥有了和肉食者对抗的先决条件。



本就盛行武装抗税的大明百姓，有了农庄法的合力之后，这种合力就会让肉食者颤抖，自然不利于阶级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