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电话。
电话是王也接的,是一个他不太认识的号码,接起来,对面,是一个女人的声音,那种声音,有一种,她在开口说话之前,先在心里,整理了一遍,要说的事,那种,说得很工整,但工整里,带着一点,不太确定,的声音。
那个女人,说,她是从问字堂那边,辗转找到王也电话的,她说,她有一件事,想告诉他,不知道该不该说,但那件事,在她那里,放了很久了,她觉得,应该有人知道。
王也说,你说。
那个女人,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了一件事。
她说,她有一个父亲,那个父亲,已经在两年前去世了。那个父亲,是一个普通的人,做了一辈子的工,没有什么特别的,就那样,一辈子,过完了。
但她说,那个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做了一件事,那件事,她一直不知道怎么理解,直到她走进问字堂,在那张桌子旁边,读了那三样东西,她才感知到,她父亲做的那件事,是什么。
“我父亲,”她说,“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开始写东西,不是日记,不是回忆录,是那种,他感知到了什么,就写下来,那种写,那种东西,我在他去世之后,整理他的遗物,找到的,那些本子,有七本,写得很满,字不好看,但每一个字,都写得很认真,那种认真,是那种,他知道,这件事,值得认真对待,的认真。”
王也,坐在书房椅子上,听着,没有说话。
“我读那七本本子,”那个女人说,“读了很多遍,读了很久,我感知到,我父亲,在那两年里,感知到了什么——那种感知,他一个人,在那些本子里,用他自己的话,写下来了,那种话,不是那条路上的话,不是《叩问者的记录》里的话,是他自己的话,是一个,走了一辈子普通日子的人,在他生命的最后,感知到了那件真实,用他自己的方式,写下来,的话。”
“你父亲,”王也说,“感知到了那件真实。”
“是,”那个女人说,“但他不知道那叫什么,他也没有走任何一条路,他只是,在他最后的两年,感知到了,有什么东西,一直在那里,他以前,没有注意到,但那件东西,一直在,在他的那辈子里,在——然后,他开始写,把那种感知,写下来。”
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
“我把那七本本子,带来了,我想,那些本子,也许,有人,应该知道它们在。我不知道该给谁,但我在问字堂那里,感知到,那个地方,也许,是那些本子,该去的地方,所以,我找到了您的电话,想问问,那些本子,您愿不愿意,看一看。”
王也,在椅子上,坐了很久,那种坐,是那种,感知到了一件事,那件事,的重量,在你的意识里,慢慢地,落下来,那种落的过程里,你只能,坐着,让那种落,落完,的坐。
“你什么时候,方便来,”他说,“带着那些本子,来。”
那个女人,叫沈慧,两天后,来了。
她是一个大约五十岁的人,那种五十岁,是那种,经历了很多事,但那些事,没有把她压弯,只是,在她那里,留下了一种,重量,那种重量,让她,说话的时候,带着一种,不是沉默,但和沉默,有某种关联的,质感。
她来的时候,带着一个布袋子,那个布袋子,是那种,旧的,洗了很多次,布,变得很软,那种软,是那种,用了很多年之后,才会有的,软。
袋子里,那七本本子。
王也和清也,把她请进来,坐在书房,王也在桌子这边,沈慧在对面,清也,在旁边的椅子,坐着。
沈慧,把那个布袋子,放在桌上,没有立刻打开,先说了一些事——她父亲的事,那个父亲,叫沈国良,是一个在工厂做了三十年的工人,后来工厂改制,他就那样,在家,待着,那种待,不是有什么别的,就是,待着,做点家里的事,看看电视,就那样。
她说,她父亲,从来不是一个,喜欢想太多的人,就是那种,把眼前的事,做好,其他的,不多想,一辈子,就那样,过来了。
但她说,在她父亲七十二岁那年,有一件事,发生了——她父亲,开始睡不着,不是那种,病理上的睡不着,是那种,他自己说,脑子里,有什么东西,一直在,他闭上眼睛,那个东西,也在,那种在,让他,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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