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什么鬼？为什么会有人同情杀人犯呢？”



迈克尔·麦克尼尔眨了眨眼，他用相同的冷漠眼神凝视着不断地展现出丑恶面貌的听众们，这里根本没有人在乎东盟公民的死活，大部分人的心中只装着自己的生意，“他们相信杀人犯是由于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而被迫反抗，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公民终归占大多数的。他们幻想着自己可以成为那样一个用暴力活动震慑敌人的高大角色，从来没意识到他们可能只是被心怀暴戾的罪犯随手杀掉的路人。”



然而，麦克尼尔还有一句话没说出来。如果这样的案例只是孤立事件，被谴责的应当是罪犯本人；但类似的事例越来越频繁地成为公民的无奈反抗时，仅仅批评他们给其他公民带来的伤痛反而变得不公正了。导致更多原本能够安分守己地生活的公民最终选择走上犯罪道路的正是处处令人窒息的时代，更先进的方法只能不断地抓获更多的罪犯甚至从源头上把所有潜在罪犯送进监狱，却不能阻止环境催生更多的罪犯。



桑松游离在外的姿态引起了一些嘉宾的关注，他们很快辨认出了桑松的身份，知道这位受到兴亚会重用的闻名遐迩的学者是兴亚会治理东盟的理论专家，便纷纷凑上前来寻求桑松的认同。也许桑松这时候需要一个能够体面地帮他赶走一群苍蝇的朋友，阮文启的出现解决了桑松的难题。



“吴苏拉还在那边讨论清理罂粟种植区的事情。”他先对着桑松解释道，“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相同的，想养活更多的人口，提高粮食产量是必须做的工作之一。”



说到这里，阮文启才忽然意识到站在桑松左右的两名白人可能是桑松的随从。桑松主动向着对方介绍了麦克尼尔和伯顿的身份，而阮文启为桑松雇佣了白人充当秘书感到惊奇。非亚洲人在兴亚会的语境中永远不值得信任，除非有特殊的理由（比如掌握了某些至关重要的理论和技术）。



“扭转人口下降的趋势，除了让公民远离饥饿之外，还得提高生育率才行。”桑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关键，“东盟的公民普遍处于亚健康状态，我们这一代人的寿命不会太长。下一代、再下一代，才能把趋势扭转过来。我无意从政，眼下只是勉强肩负自己在兴亚会应当承担的职责。若是你真的能够当选国会议员，请务必用更切实可行的方案帮我们建设一个更强大的东盟。”



“那很好办。”阮文启大手一挥，自信地拍着胸脯，“提高生育率？我看得惩罚那些没有后代的公民，要让他们缴纳罚款，还要削减他们的医疗保障和社会福利。等他们意识到没有后代意味着更凄惨的生活时，他们当然会拼着全力繁育后代了。”



“……难道不是应该用鼓励措施吗？”麦克尼尔低声自言自语着。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阮文启的耳朵灵敏地捕捉到了麦克尼尔的议论，他露出了不可思议的愤怒表情，先是瞪着桑松，仿佛是责怪桑松管不好手下，而后才拖长了音调缓慢地向麦克尼尔发出了责问：



“这不是你可以议论的事情，认清你自己的地位。”中年商人仰着头，“再说，鼓励措施和惩罚措施本质上没有区别。”



“我没有参与议论，只是产生了自己的看法。”麦克尼尔从桑松向他投来的目光中读出了一种支持，于是他决定放弃原本的退缩打算，“但既然您执意和我交谈，我决定将其理解为您将我视为对等的交流对象。请问，如果您在某一家公司作为雇员工作，您是更愿意让工作出色的员工获得额外的奖金呢，还是愿意让除了最优秀的员工之外的所有雇员都以扣除原本工资的形式受到惩罚？您有信心成为那最优秀的员工吗？”



不知为何，这些话竟然激怒了阮文启。他涨红了脸，语无伦次地指责麦克尼尔竟然敢反驳他。桑松在一旁居中调停，劝阮文启尽量宽容一些。这些话终于让阮文启安静下来，他又和桑松讨论了一些关于在中南半岛南部的运输项目中减少成本的问题，便离开前去和其他商业伙伴商讨生意上的细节。



“如果我刚才的发言影响了您的地位，我愿意赔罪。”目送阮文启离开后，麦克尼尔立刻服软了。



“我也是。”伯顿随声附和，尽管他什么都没说，但这个专门用来反驳的点子是他和麦克尼尔在会场外听桑松和阮文启聊天时提出的。



桑松摇了摇头，麦克尼尔隐约发现他的头顶最近有些发秃。



“阮先生年轻的时候过着贫穷的生活，后来他终于成功地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所以他认为其他人遇到的困难都是由于生来的无能和懒惰造成的。”曾经身为学者的国家宪兵司令官请麦克尼尔和伯顿坐在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