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了拍手，笑眯眯地打量着面前的周明远。

　　这小子不像其他创业者那样油滑，要么拉PPT，要么打出厚厚一沓台账和材料，只要找到机会就滔滔不绝口沫横飞说个不停，有着在领导面前爆棚的表达欲。

　　周明远只是讲了个通俗易懂的案例，整体汇报发言不算多，也没有刻意去夸大成果，表达极为精准，总是能恰到好处的说到点子上。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李书记，我有个问题问周总。”

　　负责信访的赵为民全程听得认真，若有所思了好一会，插话问道。

　　“周总你提到的降低风险，还有对信访量的影响，具体有数据支撑吗？”

　　“有的，赵局。”

　　周明远扭过头，对贺敏做了个手势。

　　贺敏立刻会意，连接事先准备好的投影仪，打开一页数据图表。

　　“各位领导请看。”

　　周明远指向投影。

　　“这是我们明理公司的主要试点区域。”

　　“以东湖路派出所辖区为例，最近三个月的相关数据对比。”

　　“数据显示试点区域内，因民间纠纷引发的重复报警率下降了18%。”

　　“通过律师前置介入，提供法律指引和调解方案，成功分流了25%的非紧急、非警务类纠纷，有效为一线民警减负。”

　　“这里是比对数据。”

　　周明远的目光转向赵为民。

　　“该区域赴区级及以上信访部门的初信初访量，同比压降了32%。”

　　“这些，大多是过去容易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的矛盾纠纷。”

　　“我们实打实解决了不少。”

　　32%！

　　这个数字让在座的几位领导交换了一下眼神，连李建国的眉梢都微微动了一下。

　　信访压力是基层治理的晴雨表，这个降幅极具说服力。

　　“数据的背后，其实是工作模式的改变。”

　　周明远继续深化论述。

　　“我们要求派驻的法律工作人员，不能坐在办公室等案子，而是要主动融入社区网格。”

　　“警企共建之下，我们明理公司也有了一定的公信力背书，和社区网格员建立了联动机制。”

　　“每当网格员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可以第一时间通过联动平台推送给我们驻点法律工作人员。”

　　“法律明白人提前介入，提供法律咨询，往往能在矛盾激化前就起到灭火作用。”

　　“比如前段时间，有户居民因为装修垃圾堆放问题与物业和邻居关系紧张，网格员发现后，我们工作人员主动上门，解释权利义务，协助制定了合理的垃圾清运方案，避免了后续可能的冲突和投诉。”

　　“好的。”

　　赵为民点了点头，显然对这个数据十分满意。

　　“小周，我还有个实操方面的问题。”

　　李建国这时开口问道。

　　“比如你们工作人员在处置现场，尤其是在公安也在场的情况下，他的身份和权责怎么界定？”

　　“如果当事人不认可律师调解，或者律师提供的法律意见，与现场警情的初步判断有不一致的地方，你们这个协作机制怎么运行？”

　　“你们怎么保证中立和公正，或者说你们是市场化的咨询公司，会不会带有倾向性？”

　　姜还是老的辣，李建国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有些风险，他一眼就能发现。

　　只不过，周明远似乎早有准备，从容应答。

　　“李书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考虑过了。”

　　“首先，关于身份界定，我们非常明确，在警企共建机制中，我们明理公司是辅助性、支持性的角色。”

　　“我们的定位是法律明白人、调解员，不是执法主体。”

　　“所有现场处置，以公安机关指挥为主导，我们在法律框架内提供专业支持。”

　　“针对这方面，明理制定了严格的工作手册和边界清单，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清晰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