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很多，从简政，田赋，商业，徭役等等各个方面，都对以往的律法进行了一次大修整。



新法包括青苗法，保甲法，免役法等等。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青苗法，最被旧党朝臣诟病的也是青苗法。



青苗法的本质，是一种官方的放贷，比如这一年由于天灾或种种原因，农民的收成不好，都快饿死了。



于是农民可以向地方县衙申请借贷，借贷的不是钱，而是粮食和种子，官方很慷慨，可以借给你。



但前提是，明年地里有了收成后，除了归还借贷的数额外，还要再支付官方两成的利息。



王安石的本意自然是不坏的，以官方的名义帮助遭了灾的农民，顺利度过今年的灾年，不至于被饿死。



但自古以来，朝廷颁下去的一本好经，到了地方后，往往被本地官员乡绅地主故意念歪了。



新法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出台严法，监管和遏制人性里的恶。也许，王安石是一位对人性充满天真幻想的理想主义者吧。



官方借贷，国家品牌，值得信赖吧？



两成的利息，普通农民咬咬牙，或者来年风调雨顺，或许勉强付得起。



然而，万一来年还是收成一般，或者真就那么倒霉，又遇到天灾了呢？等于就是农民拿那点可怜的家底，跟官方做的一场豪赌。



如果来年还不起，不好意思，没收田产充公，更狠一点的，索性连你家房子也扒了，于是这些农民就沦为了流民。



青苗法更大的漏洞是，就算农民没有借贷的心思，官方也会逼着你借，只有借了，官方才有利息收入。



至于这些收上来的利息究竟是朝廷的，还是落入官员的口袋……呵呵，你猜？



还有就是，地方上的乡绅地主也会拼命钻律法的漏洞，自己向官方借贷，再将它转嫁到农民头上，农民于是莫名其妙欠下了巨债。



于是青苗法在神宗年间的施行，民间其实是贬大于褒的，对大部分农民来说，就是这个青苗法，害得他们家破人亡，沦为无地无房的流民。



这也是作为旧党派的苏辙，为何专门在朝会上进谏，请求废止青苗法的原因。



章惇请开绍述，苏辙请废新法。



两人终于当面杠上了。



杠上的不仅是这两人，而是朝堂上所有的新旧两党。



一场关于新法和旧法的辩论，随着两道奏疏的呈上，缓缓拉开了序幕。



“辩论”是君子之争，是在规则允许之内的。



事实上新法和旧法已经有过多次的辩论，从元丰年到元祐年都不曾停止过，这是一种比较积极且有风度的争斗方式。



没有阴谋诡计，一切都是堂堂正正的摆事实，讲道理，双方各请大儒讲法辩经，从圣贤之言延伸到当前是否应该变法。



辩论的过程自然是极精彩的，而且这样的画面，也是为数不多的阳光直射在朝堂上的时刻，新旧两党都是坦坦荡荡。



王府里当了好几天咸鱼的赵孝骞自然也听说了，他的态度仍然一如既往。



不偏向，不掺和。



站在一个后世人的角度来看，新法旧法，史家早已定论，那就是各有利弊。



史家没说的是，新，百姓苦，旧，百姓苦。



不出意外的话，这场绍述之辩，最终以章惇的强势而胜出，因为章惇代表着赵煦的意志，这个天下，终究是要以皇帝的意志而发展下去的。



赵孝骞更关心的是“兵役法”是否可行。



前几日赵煦已应承过，将会在政事堂与诸位相公讨论兵役法。



太高尚的话题，赵孝骞参与不了，天下大事，行什么法，作什么妖，不是赵孝骞能改变的。



赵孝骞只求能在推行新法之余，何妨多一条“兵役法”，给大宋的禁军厢军将士们谋点福利，提振一下士气，应对未来的战争。



这个，与赵孝骞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