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仁嗡嗡作响。



不知过了多久，尖锐的汽笛声响起，那是午休的信号。



机器一台台停下，轰鸣声逐渐减弱，但耳中那嗡嗡的余响还在。



女工们像脱力般站起来，揉着僵硬的脖子和腰，摘下口罩，露出被勒出红痕、沾满尘灰的脸。许多人开始咳嗽，清着喉咙里吸进去的棉絮和灰尘。



食堂在另一栋平房。



走过去的路上，冬日的冷风一吹，苗翠花才发觉里衣已经被汗微微濡湿，贴在背上冰凉。



食堂里人声嘈杂，比厂房里那种机械轰鸣多了生气，但也闹哄哄的。打了饭，依旧是糙米饭、炖菜，今天菜里多了几块猪油渣。



女工们围坐在一起，话匣子打开了。



“我的天，吵得我头都要裂了……”



说话的是同组的李三娘，揉着太阳穴，“一下午耳朵里都是嗡嗡的。”



“何止吵，那灰！你看我这脖子。”旁边的赵姑娘扯开衣领，露出一截皮肤，上面蒙着一层灰黑色，“洗都洗不干净！”



“呼吸也不得劲，口罩憋气，摘了又吃灰。”



一个年纪稍大的妇人叹气，“我这老嗓子，咳了半天了。”



“而且一站就是几个时辰，腿都木了，比在地里干活还板人。”



抱怨声此起彼伏。



苗翠花埋头吃饭，不说话。



累吗？吵吗？脏吗？当然。



可当她停下机器，看着竹筐里那些均匀饱满的纱管时，心里有种奇异的踏实。那是她做出来的东西，用这轰鸣的铁家伙，用她学会的手艺。而且，这里管饱，有工钱，没人打骂。



这感觉，和在周府洗衣扫地不一样。那里做再好，主子也只觉得是本分；这里，做得好不好，纱管和机器会告诉她。



接下来几天，像被拉长的、灰蒙蒙的胶片。每日重复着同样的轨迹：在震耳欲聋的轰鸣中醒来，上工，与机器共舞，午休时听着抱怨，下工后疲惫地洗漱，在机油和棉絮的淡淡气味中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