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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路宽和张纯如都是感同身受，后者在写书时也一直处在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一个字的误差和误解都是致命的。



“后来我一度想要放弃，我找到了波兰斯基，因为他本人就是集中营的幸存者，他的母亲也殁于奥斯维辛的毒气室。”



波兰斯基是一个波兰犹太裔的法国导演，他的作品以挖掘人性之恶、批判人性之罪而闻名。



路宽奇道：“你难道是想把电影交给他？”



“没错，我放弃了，我想让他替我拍，我甚至已经说服了环球的老板。”



结果不用问，波兰斯基肯定是拒绝了。



“波兰斯基对我说，这样一部电影不该带有太过激烈的私人情感，如果交给他来拍摄，这种强烈的仇恨会毁掉电影，变成一部毫无意义的血书。”



“1983年我37岁，比你现在还要大15岁，但一直到了十年后我47岁，才真正鼓起勇气拍出了《辛德勒的名单》。”



斯皮尔伯格真诚地劝告：“路，电影拍的是你们民族的血海深仇，你现在年龄太小，我建议你至少要40岁以后再拍！”



在场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包括路宽自己。



“多谢，斯皮尔伯格先生，你的建议我会慎重考虑。”



大导演又去找哈维聊了一会就离开，路老板也有些心神不宁地拍完了一天的戏份。



6点多剧组解散，李雪建找到他。



“路宽，如果你真的要拍这部电影，我百分之百支持你，我愿意不要片酬出演任何角色！”



路老板回过神来，看着精神矍铄的李雪建笑道：“李老师，你不说我也得麻烦你，放心吧。”



下了戏，他拿着埃米尔下午找来的《辛德勒的名单》回到剧组办公室，这里有一台DVD。



厚重而悠扬的配音响起，路宽不知道是第多少次看这部教科书式的灾难片。



开头短短时间的三次转场，彩色到黑白，以蜡烛燃烧完成色彩的转变，用火车烟囱从小镇过渡到城市。



“路宽，你没走啊？”



刘伊妃怯生生地站在门外，看着整个人都陷进沙发的青年导演。



他抬头看了一眼，把手里的烟头在脚底踩灭，又走到窗边开了个缝。



“你怎么还在这儿？”



“妈妈带张纯如姐姐去酒店了，我看你这里还亮着灯。”



她瞥见电视屏幕上的内容：“这是《辛德勒的名单》吗？”



“嗯，过来坐下一起看吧，正好也学习下这些演员的演技。”



见他兴致不高，刘伊妃也没再搭话，两人聚精会神地看起这部黑白片。



突然画面上出现一个红衣小女孩，打破了黑白的构图。



刘伊妃指着电影中那一抹红色：“这是斯皮尔伯格特意安排的吗？”



“嗯，这叫反常规拍摄，他用这种色彩上的反常规拍摄调动观众情绪，也是电影全篇的转折，成为主角辛德勒心理转变的契机。”



这个女孩在现实中确有其人，是斯皮尔伯格从无数史料中发现的细节。



他还让自己的历史顾问搜集了三万多名临时演员的服装，在波兰张贴广告寻找当年的旧衣服。



《辛德勒》中有台词的角色就有126个，其中儿童演员全部都是辛德勒救助的幸存者的后代，意义重大。



光是花在历史顾问上的预算就超过100万美元。



这些都是斯皮尔伯格花了十年时间的充足准备，也是路宽需要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似乎是打开了话匣子，路老板又指着纳粹军官阿蒙的扮演者。



他在2005年的《哈利波特与火焰杯》里演伏地魔。



“这个演员叫费因斯，斯皮尔伯格觉得纳粹军官的气质应该优雅而残忍，他为此增重了28磅，花了半年时间阅读史料，寻访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