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月10日，洛江的风带着些许暖意。



李崇文的黑色轿车驶离总统官邸，沿着刚刚铺好的水泥路，直奔清荷(阮清荷)制药企业位于洛京郊外的工厂。



车窗外，繁华的街区已初见雏形，新建的厂房鳞次栉比——这是南华战争经济高速发展的缩影，而医药产业，正是李崇文寄予厚望的战略性产业。



“总统阁下，这是经济企划院提交的医药产业发展报告。”秘书沈磊递上一份厚厚的文件。



李崇文翻开报告：1950年至1962年，南华的医药企业已从欧美引进医药专利技术427项。



其中抗生素类占比42，维生素类占比31，总引进费用高达32亿美元。



1950至1963年，南华的医药产业产值从5000万美元飙升至26亿美元，十三年增长五倍；本土企业市场占有率从05跃升至35。



“很好！”李崇文点点头，很满意，摸着日本过河还是很容易的，“看来引进—改良—模’的战略见效了，关税保护、外资限制，没有白费。”



总统的车队抵达清荷制药工厂时，厂长阮永安已带领高管在门口等候。



“姐夫！”阮永安快步上前，迎接李崇文。



“您脚下的这片土地，十三年前还是一片废墟，如今已成为南华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基地。”



“嗯！走，进入看看！”



“还有，以后工作时，要称职务！”



“你姐姐现在怀孕了，清荷制药，你要多分担点责任，明白吗？”李崇文嘱托道。



“明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阮永安对于管理制药产业的发展，还是很有信心的，他们家就是医药世家。



他父亲本来就是法属东印度少有的医学教授，还在法国留过学。姐姐嫁给总统后，就成立了清荷制药，并获得了南华政府的大力扶持。



工厂内，穿着白色工装的工人正在流水线上忙碌，生产线上整齐排列着青霉素注射液和维生素c片剂——这些产品的核心技术，正是源自德国拜耳的专利授权。



“总统阁下！”阮永安指着生产线说道。



“1950年，我们就获得了拜耳青霉素制造技术的独家授权，通过三年的消化吸收。在1953年，我们就完全掌握这项技术。”



“到目前为止，现在我们的青霉素产量已能满足了南华国内80的需求。”



李崇文看着生产报告，阮永安解释道：“总统阁下，南华的关税保护政策帮了我们大忙。”



“这些年，南华进口药物的关税高达30，让我们有足够的空间进行技术改良和市场推广。”



李崇文走到生产线末端，看着一瓶瓶封装完好的青霉素注射液整齐排列，瓶身上印着“清荷制药”的红色标识。



“原来进口一瓶青霉素要065美元，现在你们的售价是多少？”李崇文问道。



“25南元！01美元！”阮永安答道，“1961年，我们成功改良了发酵工艺，将发酵周期减少了，原料利用率提高了，成本比引进时降低了。”



“从1961年开始，全南华的医院和诊所，都开始用上平价青霉素。”



走到另一边，工人们正在生产一种肠溶阿司匹林。“总统阁下，这是我们的得意之作。”



阮永安递上一份专利文件，“我们在拜耳阿司匹林专利的基础上，改进了剂型，采用肠溶包衣技术，减少了药物对胃黏膜的刺激。”



“这项改进在1953年，就已经申请了从属专利，现在我们的肠溶阿司匹林在南华和东南亚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了原研药。”



李崇文拿起一片肠溶阿司匹林，放在指尖轻轻摩挲：“看来蚕食政策很有成效。”



对于阻碍南华医药企业发展的专利，李崇文决定绕开西方专利的核心策略，也就是蚕食政策。即对原研药的剂型、工艺、配方进行微小改进，申请新专利，从而限制原研药的市场垄断。



1950年开始，南华医药企业不直接复制原研药，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