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据可考，有的放矢。只需出自蓟国五学，当可最大程度，摒弃门户之见。



须知，大汉经学治国。学好经文，乃为良吏之基。比如《春秋决狱》。凡能领会《春秋》之精要，断案决狱当无往不利。



为何？



原因很简单。大汉经学之奥义，便是自下而上，“最广泛道义”的“书面注解”。



时人，只需依据经文所言，循规蹈矩。为人行事，虽有参差之别，然断不会有失偏颇。时下，五胡尚未乱华。后世皇朝，无论汉化胡人，亦或是胡化汉人，尚未假宗教愚弄百姓：蝇营狗苟，说一套，做一道，人前人后两面皮，官字上下二张口；权术诡诈、党同伐异，男盗女娼、假仁假义，狼狈沆瀣、乌烟瘴气。



一言蔽之，人心不古。



死读圣贤书，反沦为笑柄：愚不可及也。乃至于，圣人之书，于官场、市井，宫廷、家宅，全无用处。空口白牙，说话权当放屁。



又何来，生死契阔，一诺千金。



所以，后世皇朝，称文学，只用于修身养性，陶冶情操，顺带吟诗作赋，充作进身之阶，代写家书，聊以糊口，仅此而已。唯汉时，称经学，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



二者，切莫混为一谈。



安昌郡先立，亦无不可。稻收如火如荼，暂搁朝会。蓟王遂传命少府，先行制诏。待颗粒归仓，再公之于众。不迟。



国事毕，蓟王设宴款待左右国相。酒足饭饱，二国相乘官船返回王都。国事繁忙，不敢有一日之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