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窟，以此换取利益。



我以为跳出了家乡的贫瘠，便能迎来天堂，殊不知，这里是一座更为精致的炼狱。家乡的苦，是看得见的清贫，却有父亲的疼爱、哥哥的守护；而这里的苦，是看不见的折磨，是人心的险恶、尊严的践踏，让我在绝望中一点点沉沦。



幸而，这炼狱之中，尚有几缕微光，像寒夜里的星星，虽微弱，却足以支撑我走下去。



餐馆里的人，是这冰冷都市里的一点暖。来自四川的诚哥，约莫四十岁，脾气火爆，说话嗓门大，炒得一手好川菜，厨房里的人都有些怕他，可他对我却多有维护。有一次，姑父因为我打碎了一个盘子，当着所有人的面骂我，诚哥突然粗声粗气地喊：“茵茵，过来剥蒜！客人等着吃蒜泥白肉呢，别在这儿磨蹭！”一句话，便将我从尴尬的境地中解救出来。还有一次，表姐让我帮她洗一堆衣服，诚哥看到了，故意把我叫到灶台边，让我帮他看火，还说：“女孩子家家的，手是用来做事的，不是用来给人当丫鬟使唤的。”



楼面的小宇和小浩兄弟，是东北人，二十出头的年纪，高大爽朗，笑起来很有感染力。他们在餐馆里负责端菜、招呼客人，看到我总是很热情。知道我平时吃得不好，他们常会偷偷把客人没动过的点心、小菜留给我，塞到我手里说：“茵茵，快吃，别让老板看到。”有一次，黄大卫又在纠缠我，小宇正好路过，故意高声喊：“茵茵，帮我把这筐盘子搬到厨房去，有点沉，我一个人搬不动！”一句话，便让黄大卫悻悻地走了。他们还会跟我讲伦敦的趣事，说哪里的风景好看，哪里的小吃好吃，让我对这座冰冷的城市，多了一丝向往。



还有同为洗碗工的张嫂，竟是福建同乡。她五十多岁，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丈夫早逝，独自一人在伦敦熬了多年，靠着在餐馆洗碗谋生。张嫂话不多，平时总是默默地干活，那双因常年浸泡在水中而粗糙的手，却总会在我疲惫不堪、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默默接过我手边堆积如山的碗碟，帮我一起洗。她会用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低声对我说：“茵茵，忍一忍，都会过去的。女孩子，总要自己立得住，不能靠别人。你还这样年轻，长得又好，脑子也灵光，莫要失了盼头。”她的话，像一股暖流，流进我冰冷的心里，让我重新燃起了一点希望。



还有姑母。她虽然软弱，却总在尽力护着我。有一次，黄大卫想对我动手动脚，被姑母看到了，她第一次鼓起勇气，挡在我身前，对着黄大卫吼道：“大卫！你干什么！她是你妹妹，你不能这样对她！”黄大卫虽然不服气，却也不敢公然反抗母亲，只能骂骂咧咧地走了。姑母护着我，像护着一只风雨中羽毛未干的小鸟，力量微薄，却是我能抓住的，为数不多的，与过去那份温情相连的线。



因着这点点暖意，我这朵几乎要枯萎的茉莉，竟也在这污浊的角落里，挣扎着维持一丝生气。我变得更加勤快，做完自己分内的洗碗工作后，还会主动帮诚哥备料、切菜，帮小宇他们摆台、收拾餐桌。我学着对每个人微笑，尽管那笑容底下藏着黄连般的苦，却也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温和一些。渐渐地，餐馆里的人，都对我多了几分好感，这份“喜爱”，成了我无形的盾牌，让黄家人不敢太过明目张胆地欺负我。



伦敦的傍晚，天色总是沉得早，尤其入了秋，湿冷的雾气弥漫开来，像一张巨大的网，将整座城市笼罩。路灯晕开一团团昏黄的光，光线微弱，照不透浓重的雾气，像是哭肿的眼睛，透着无尽的哀伤。那日，表姐艾伦要去参加同学聚会，非要一款新出的发夹，说是附近几条街只有一家饰品店有卖，她懒得跑，便支使我去买。我不敢拒绝，只能拿着她给的钱，匆匆跑出餐馆。



路上的雾气很重，能见度很低，行人都裹紧了衣服，脚步匆匆。我抱着刚买的发夹，心里惦记着餐馆晚市就要开始了，若是去晚了，姑父肯定又要骂我，心里不由得心急如焚，脚步愈发急促。湿滑的石板路反射着迷离的灯光，远处的霓虹招牌闪烁着，像诱惑又冷漠的眼睛，看着我在这迷雾中奔跑。



就在我冲出巷口，横过马路的一刹那，一道刺眼的白光猛地射来，伴随着轮胎摩擦地面尖锐的嘶鸣，那声音刺耳得让我头皮发麻。我甚至来不及惊呼，只感到一股巨大的力量撞在身上，怀里的发夹飞了出去，散落在地上，像一颗颗破碎的星星。天旋地转间，我重重摔在冰冷潮湿的地面上，浑身像散了架一样疼。



额角撞在什么硬物上，温热的液体流了下来，模糊了我的视线。我想抬手去擦，却发现手臂根本动不了，只能躺在地上，感受着生命一点点流逝。浑身的骨头像被碾碎了一般，动弹不得。耳边是嗡嗡的嘈杂声，似乎有人在惊呼，有人朝着我跑了过来，还有汽车的鸣笛声，乱作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