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深知此次面谈事关重大，不敢有丝毫懈怠，又加紧梳理资料，力求在明晚与易裕臣的面谈中取得实质性突破。



时间悄然溜走，很快就到了第二日，随着日影西斜，距离我与易裕臣的见面仅剩最后一刻钟。



彼时我已经在医院停车场等候。



眼看下班在即，我体贴地给易裕臣去了电话。



接通后我细心道：“易医生，下班了吗？我在停车场随时待命呢。”



“不必了，”清冷的嗓音从听筒里传来，“宁记者请回吧。”



我一脸懵，慌忙询问道：“易医生，是我哪里做得不对吗？”



电话那头陷入了沉默。



一瞬间，一种不祥的预感席卷在我心头，我恳切道：“易医生，我……”



“作为一名记者，怎么可以随便把患者隐私泄露出去？”易裕臣严厉地打断我，“你让我怎么跟一个毫无职业操守的媒体人合作？”



我听着易裕臣的质问，更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严肃道：“易医生说这话有证据吗？如果没有，我不接受这样的指责和控诉。”



“你自己看吧。”



易裕臣说完这句话后便挂断，很快，我的微信里边弹出了一张图片。



图片中写着医生和患者的访问记录。



仔细一瞧，正是去年我在市一院采访的一名颅脑疾病患者的访谈内容。



其中包括患者的部分隐私。



当时我曾拿给主任过目，但因为部分段落涉及医院利益，被主任否决了，所以这部分采访内容一直存在我的电脑里。



但为什么会出现在易裕臣面前？



我思前想后，联想到书房里的台式机。



再回想昨晚林珊珊向我借阅一事，顿时火冒三丈。



我把电话打给了林珊珊。



“夏夏姐，你找我啊？”



我攥紧手机，强压下心头翻涌的情绪，轻声问：“你现在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