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他再去时，那张长椅空着。他问护士站的护士，护士说：“3床的老太太？她老伴凌晨走了，她也回家了。”
那是他第一次在医院里近距离接触死亡。不是电视剧里那种戏剧性的场面，就是很平静的——一个人走了，另一个人回家了。像潮水退去，不留痕迹。
他把这件事告诉慧慧，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今天也送走了一个病人。肝癌，才四十五岁。他女儿跟我差不多大，哭得站不起来。”
他说：“你不难受吗？”
“难受，”她说，“但得忍着。护士不能哭，哭了病人和家属会更难受。”
那天晚上，她抱着他，抱得很紧。什么也没说，但他能感觉到她的颤抖。那不是害怕，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对生命的无力感，对死亡的敬畏，对这份工作带来的重压的初步认知。
展旭走到三楼护士站。
那张长椅还在，但换了新的，木头变成了不锈钢。此刻空着，反射着走廊苍白的光。护士站里有两个护士在写记录，都很年轻，不是九年前的那些面孔了。
他继续往前走，走到重症监护室外面。
这里的椅子更多，排成一排。九年前，他在这里等过最久的一次——慧慧那天在ICU值班，一个危重病人抢救，她从下午三点进去，一直到凌晨一点才出来。
他就在这些椅子上坐了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里，他看见了很多：有家属跪在医生面前哭着求“再救救”，有老人独自坐在角落抹眼泪，有年轻人红着眼睛打电话筹钱。医院像个巨大的舞台，每天上演着最真实的人生戏剧，没有剧本，没有彩排，只有即兴的悲欢离合。
凌晨一点十分，慧慧出来了。口罩还没摘，眼睛下面有深深的黑眼圈。看见他，她愣了一下：“你怎么还在这里？”
“等你。”
“我不是让你先回去吗？”
“不放心。”
她摘下口罩，脸上有勒痕。她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靠在他肩膀上。很累的样子。
“那个病人……”他问。
“没救过来。”她的声音很轻，“主动脉夹层破裂，送来的时候就不行了。抢救了八个小时，最后还是……”
她没说完，但他懂了。他搂住她的肩膀，感觉到她在微微发抖。
“展旭，”她忽然说，“如果有一天我生病了，要死了，你会怎么办？”
“别说傻话。”
“我是认真的。”
他想了想，说：“那我就陪你，一直陪到你最后一刻。”
“然后呢？”
“然后……”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然后你要好好活下去，”她说，“找个好女孩，结婚，生孩子，过正常的生活。”
“别说这些。”他打断她。
但她继续说：“真的。如果我死了，你不要一直难过。难过一阵子就够了，然后要继续生活。”
现在回想起来，那大概是分手最早的预兆。她已经开始思考死亡，思考离别，思考没有彼此的生活。而他还在想“永远在一起”，想“不会分开”。
两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思考着不同维度的问题。这种错位，比任何争吵都致命。
展旭在ICU外的长椅上坐下。
不锈钢的椅子很冰，透过裤子都能感觉到寒意。他看着对面墙上“重症监护室”那几个红色大字，想起慧慧那张疲惫的脸，想起她说“如果我死了”时的平静。
她没死。他们分开了。
但某种意义上，那个在他怀里说“你要好好活下去”的女孩，确实死了。死在了医院的长椅上，死在了ICU外的走廊里，死在了见证太多生死后的某个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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