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厚重的历史中，经常会发生那种情况——



一件看又一件看似互不关联的小事，脆弱得不值一提，却巧妙地绞成一根导火索，忽然砰的一声引爆大雷。



进入3月份的美国，便在一种加剧的混乱中动荡不休。



但是方星河干净利落地扒开了所有乱局的核心，然后对准要害，一炮轰了过去。



核心事件：发兵。



核心利益：石油美元。



核心玩家：意图巩固定价权的金融资本集团、急需释放军工潜力的军工复合体、无止境渴求垄断的能源集团。



各个层面中的所有争端，都围绕上述核心展开。



不提政治层面，也不提经济层面，单看舆论层面，此次出兵的正义性是斗争焦点，由此衍生的自由平等公正、保守开放进步等等议题统统都是辅证。



而在方星河的主导下，哥伦比亚的宣传机器直指问题本源。



《英雄》忽然成为战争正义性的代表作。



最开始做出这一关联的人，是收到了一张20万现金支票的影评人.斯科特。



斯科特先生是《纽约时报》的首席影评人，以博学多才思想深刻著称。



他的写作习惯，是将电影置于更广阔的文化、历史和文学语境中讨论，充满智慧和洞察力，在美国东海岸的读者心目中具备无与伦比的地位。



这一次，他专门写了一篇长评。



“最近我经常听到一种讨论，他们说，《英雄》是一部属于暴君的史诗。



秦王作为主角的对立面，最终boss，形象实在过于正面。



他的每一次出场，都充满压迫感、权威感、张力感。



面对太子誉的疯狂突击，秦王面不改色，面对近在咫尺的刺杀，他愤怒但不歇斯底里。



这个人物始终从容、雄浑、伟岸、镇定自信。



并且，他在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中取得了最终胜利。



作为普通观众，我们的立场天然站在故事主角的那边，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的讨厌所有最终boss，这种感情倾向不需要任何理由，但是《英雄》这部杰作对于秦王的塑造却没有流于庸俗。



秦王不是一个叫人讨厌得起来的好莱坞常规坏蛋。



他并不残暴嗜血、作恶多端、阴险狡诈、扭曲变态，只是一个全力履行自身责任的王者。



如此设计，恰恰是《英雄》叫人如此难忘的根本原因。



导演和编剧以更高的视角来处理整个剧情结构，赋予了秦王非同一般的魅力，渲染主体不是浅薄的仇恨，而是时代洪流与个体与之间的系统性矛盾。



如此一来，太子誉和无名的牺牲便具备了更加浓重的悲情色彩。



与此同时，也充分尊重了华夏历史的正确性。



相当一部分观众在观影后对秦王这个角色大唱赞歌，认为他是一个特别好的君主。



这种理解有什么问题吗？



不，完全没有。



尽管很多西方历史学者将秦始皇定性为一个残暴的君主，但那是强行将自己置于受害者视角下的悖论。



在那个愚蠢的叙事中，强大即残暴，融合即侵害，先进却又不等于文明，个人喜恶完全凌驾于客观史实之上。



但是真正的有识之士都知道，秦国以法治国，尊重军人，重视荣誉，兴建水利，科技发达，是当时最强大也最文明的国家。



可以说，秦朝的统一是历史必然——落后的必然被先进的同化——所以哪怕不是武力征服，六国也早晚将会归于秦。



秦朝军队和秦始皇所做的事情，是加快了这一历史必然的发生。



在这中间，确实发生了很多冲突、流血、伤亡。



从个人角度出发，我不忍心看到任何一个人类临死前的悲鸣。



但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