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从怀里摸出个烟袋，塞上烟叶，却没点火，只是放在鼻子下闻了闻。“没火镰了，”他苦笑，“上回转移时掉了。”



林征看着老兵。这是个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右臂是在湘江战役时受的伤，骨头没接好，落下了残疾。本可以在后方工作，但他坚持要上前线。



“老马，你说……”林征开口，用的是陈树生习惯的语气，“咱们能坚持多久？”



老马——老兵姓马——沉默了。他把烟袋在手里转了几圈，才说：“多久都得坚持。咱们退了，老百姓咋办？”



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也是最沉重的责任。



陈树生之所以参军，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师范学校的学生，原本可以教书育人，过安稳日子。但鬼子来了，学校炸了，老师死了，同学散了。



他记得离校那天，老校长站在废墟上说：“国之不国，何以教书？同学们，各寻前路吧。”



于是陈树生投了八路军。



不是为了报仇——他家人在太原陷落前就逃到西安了。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八路军官兵平等，只有责任没有特权。



他只是觉得，这个国家不该这样。



林征感受着这份情感。和陈树生的记忆融合得越深，他就越理解这个年轻人：理性、温和，但骨子里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倔强。



下午，班长回来了。



班长叫王大山，二十五岁，河南人，也是老红军。他带回来半袋小米，还有几个冻硬了的红薯。脸色铁青，身上有血。



“咋了班长？”老马问。



“汉奸，”王大山把粮食往地上一扔，“带鬼子搜山，把咱们藏在山洞里的粮食挖出来了。老赵他们几个……没了。”



土坯房里一片死寂。



没了。



这个词在战争中意味着死亡、失踪、或者被俘。但无论哪种，都意味着再见不到了。



“粮食呢？”一个伤员哑声问。



“抢回来一半，”王大山抹了把脸，脸上的泥土和血混在一起，“用三条命换的。”



又是一阵沉默。



林征看着那半袋小米。粗布口袋，最多二十斤。二十斤粮食，三条命。



这就是敌后根据地的现实。



“树生，”王大山突然看向他，“你腿能走了不？”



“能走。”林征说。



“那好，明天你跟老马转移。”王大山说，“这里不能待了，鬼子肯定还会来搜。咱们得往深山里撤。”



“班长你呢？”



“我留下断后，把痕迹处理干净。”王大山咧嘴笑，笑容很苦，“放心，死不了。”



林征知道，班长是在说谎。断后的人，活下来的几率不到三成。



但他没说话。陈树生不会说破，八路军里每个人都心照不宣：有些任务，就是去送死的。区别只在于死之前能换多少。



夜里，林征睡不着。



他躺在炕上，听着旁边伤员的，听着窗外的风声，脑子里却在整理这几个月来的记忆。



陈树生是个细心的人，有记日记的习惯。虽然条件艰苦，但他还是用铅笔头在废纸上断断续续记了些东西：



9月25日，平型关。第一次打仗，吐了。但赢了。



10月3日，撤退。伤，发高烧。



10月12日，李大娘用最后半碗米熬粥给我喝。她孙子饿得哭。



10月15日，教村里孩子认字。五个字：中国、八路军。



10月17日，粮食没了。



这些零碎的记忆，构成了一个普通八路军战士的日常：战斗、转移、饥饿、伤病，还有在绝境中依然坚持的“教育”。



教孩子认字。



在随时可能死亡的战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