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马路。



郑辉走进一家电器行，指着柜台里那台索尼-ex501。



“那个，拿出来试试。”



老板是个中年人，正在擦拭柜台玻璃，抬头看了一眼郑辉，伸手把那台银灰色的随身听拿了出来。



“这是好东西，带录音功能，立体声麦克风，想录歌、录课都行。新款，索尼大法好，音质没得挑。”



郑辉拿在手里掂了掂，金属外壳冰凉，按键回弹清脆。



他从兜里掏出一叠钞票：“要了，再拿一些空白磁带。”



回到经屋，郑辉拉上窗帘，把门反锁。他把空白磁带塞进卡座，合上盖子。



郑辉喝了一口温水，润了润嗓子。气息下沉，丹田发力。



手指按下录音键，磁带开始转动。



“当，我和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



声音从喉咙里冲出来，稳，准，透。半个多小时，十首歌。



郑辉没有停顿，没有重录。每一首歌都是一遍过，音准、节奏、情感，精准得像是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



录完最后一首《骄傲的少年》，他按下停止键。



倒带，试听。



磁带里传出的声音虽然因为设备简陋略显粗糙，但那种穿透力和感染力，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郑辉点了点头，把磁带取出来。



他又录了几份磁带，写了几份歌词和曲谱的手稿。



下午两点，澳门邮政总局。



郑辉把其中一份装进牛皮纸信封，封口处涂上胶水，压实。他在收件人一栏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寄件人也写自己。



“挂号信。”



柜员接过信封，称重，贴邮票，盖戳。



红色的邮戳重重地盖在封口处，上面清晰地印着“19980715”。



这就是这个年代最原始也最有效的版权保护手段。只要信封不拆，这个邮戳就是时间证明。



出了邮局，他转身进去了澳门公证署。



澳门此时还是葡国法律体系，没有专门的版权局，但公证署的文件公证也具有法律效力。



“做文件证明公证。”



郑辉把另一份歌词曲谱和两盘磁带递过去。



公证员是个葡国人，旁边坐着个华人翻译。程序很繁琐，填表、核对、缴费。



一个小时后，公证员在文件上盖上火漆印，用葡文签下名字，锁进了公证署的档案柜。



郑辉拿到了一份盖着钢印的公证书。



“妥了。”



……



次日清晨，上环信德中心。



郑辉随着人流走出关口，街上人潮汹涌，双层巴士贴着广告牌呼啸而过。



郑辉伸手拦了一辆红色的士。



“去哪里啊靓仔？”



“嘉利大厦，宝丽金。”



……



宝丽金唱片公司的前台，郑辉报上名字，前台小姐打了个电话，让他进去。



走廊里堆满了纸箱，上面贴着封条。几个员工抱着文件袋匆匆走过，脸上带着兵荒马乱的焦虑。



ar（艺人与制作）经理陈先生的办公室门开着。



这位年近四十的经理正在翻看一本厚厚的日程表，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坐。”



陈先生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头也没抬。



郑辉坐下，把那盘磁带放在桌上推了过去。



“陈经理，这是我的小样，十首原创国语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