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我也腿抖”。可现在他站在这儿，肩背挺直，眼神沉得像井底的水。



傍晚，陈默召集了几个人在屋里开会。没人点名，也没人记录，他就坐在桌子一头，把清单摊开，说：“东西收下了，登记造册，专人管。药品优先给伤员，棉衣分给老人和孩子，钱存起来，买盐和铁。”



有人说：“要不要趁这机会多招些人？外面都传疯了，肯定有人愿意来。”



也有人说：“太显眼了，万一伪军摸清咱们位置……”



陈默听完，只说一句：“该防的防，该做的做。别人捐东西是信我们，我们不能辜负这份信。但也不能傻乎乎站着让人打。”



会散了，人都走了。他一个人留在屋里，油灯重新点亮，墙上挂着的地图又多了几道红线。他拿炭笔在“三道岭”附近画了个圈，又在“李家屯”标了个叉。



唐雨晴在门外站了一会儿，没进去。她听见里面纸张翻动的声音，还有炭笔划过木桌的沙沙声。她转身走开，回到自己住的屋子，打开本子，准备整理下一组采访素材。右手还是有点酸，她甩了甩，提笔写下第一行：“今天，第一批捐赠物资到了。有人哭了，陈默没哭。但他比谁都明白，风来了，不只是暖的。”



屋外，炊烟照常升起，孩子们在空地上追逐打闹，笑声穿过土墙。一个穿补丁裤的小男孩抱着半块干粮跑过指挥部门口，差点撞上门框。他站稳，抬头看了眼里面亮灯的窗户，小声说了句什么，然后笑着跑了。



陈默听见动静，抬了下头，嘴角动了动，又低下去看地图。



炭笔的痕迹在纸上延伸，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