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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我这辈子跑了三十年的买卖，见过的事多了。但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得。”



“什么事？”



韦伯笑了笑。



“一八一六年，我第一次来你办公室，一肚子怨气。你给我减免了过境税，还说了那句话：‘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不能被死规定憋死。’”



他顿了顿。



“后来我跟很多商人讲这句话。他们有的信，有的不信。但不管信不信，他们都记住了。因为你是第一个真正办事的官员。”



弗里德里希摇了摇头。



“我不是第一个。很多人都在做。”



韦伯笑了。



“也许吧。但我只认识你。”



临走前，他忽然想起什么，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弗里德里希。



那是一个小本子，破破烂烂的，封面都磨破了。



“这是我的账本，三十年的。上面记着我跑过的每一趟买卖，经过的每一个关卡，交过的每一笔税。我想，也许你们做事的那些人，用得上。”



弗里德里希接过那个账本，翻开看了看。里面密密麻麻的数字，歪歪扭扭的字迹，记录着一个南德商人三十年的奔波。



他抬起头，看着韦伯。



“谢谢。”



韦伯摆摆手。



“谢什么。该我谢你才对。”



他转身走了。



弗里德里希站在门口，看着那个苍老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



六



那年秋天，弗里德里希收到一封从南边寄来的信。



信是汉斯写的，很短：



“弗里茨：



好久没写信了。南边的事越来越复杂，但有人在做事。符腾堡和巴伐利亚的商人们闹着要加入关税同盟，奥地利那边急得跳脚，但拦不住。梅特涅老了，他的那一套快玩不转了。



我还活着。还在等。



你永远的朋友



汉斯”



弗里德里希拿着那封信，在窗边站了很久。



窗外，秋天的阳光照在施普雷河上，河面飘着落叶，一片一片的，慢慢流向远方。



他想起汉斯年轻时的样子，穿着那件旧军大衣，站在柯尼斯堡的酒馆门口。想起他说的“我会回来的”。想起他从俄国走回来的那个冬天，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他还在等。还在等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来的“那一天”。



七



那年冬天，弗里德里希一个人坐在小屋里，点起蜡烛，翻开那个跟了他十八年的本子。



本子已经很旧了，边角都磨破了，有些页被水渍浸得发黄。他翻到最新的一页，拿起笔，在烛光下写字：



“一八二六年十二月



洪堡走了。费希特走了。施泰因走了。沙恩霍斯特走了。当年那些人，一个一个，都走了。



但还有人在。汉斯还在南边。韦伯跑不动了，但他儿子会接着跑。卡尔还活着，虽然他已经不再想那些问题了。



所罗门在巴黎写信来，说那本书还在传。有人在读，有人在抄，有人在偷偷地讲给别人听。



博尔西希的工厂在造蒸汽机。纽伦堡的商人想加入我们的同盟。黑森-达姆施塔特也在暗中接触。



一切都在变。变得很慢，但确实在变。



我不知道还要等多久。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也许永远等不到。



但我还记得洪堡说的那句话：‘只要还有人记得，那团火就灭不了。’



火还在。在我这里。在汉斯那里。在所罗门那里。在韦伯的账本里。在那些我根本不认识的人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