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不断有子弹射上来。



不是瞄准了打的——在这个高度，在这个风里，在应急灯那昏黄而混乱的光线下，没有人能瞄准一个一百多米高处的目标。但子弹还是飞上来了，有的打在塔身的钢结构上，溅出橙色的火花；有的打在平台的金属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像冰雹砸在铁皮上的声响；有的从我们耳边飞过去，带着那种尖锐的、撕裂空气的哨音，消失在头顶的黑暗中。



我们的衣服能防弹。陈远准备的这套高仿漂亮国军装，面料的纤维结构里织入的那层金属屏蔽网，不仅能防射频扫描，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低速弹头的穿透。但“一定程度”不是“百分之百”。一颗9毫米手枪弹打在胸口，你可能会疼得弯下腰，但不会死。一颗5.56毫米步枪弹打在同一个位置，你可能会断两根肋骨，但防弹层还能扛住。但三颗呢？五颗呢？十颗呢？



我的身上已经挨了好几下。左肋那一下最重，像被一个职业拳击手用全力打了一拳，呼吸的时候能感觉到肋骨在疼。右肩那一下轻一些，但位置不好，正好在肩关节的缝隙里，整条右臂都有些发麻。大腿外侧那一下最轻，只是被擦了一下，防弹层没有被击穿，但那一块皮肤已经开始发紫了。



赵远航的情况更糟糕。



他落在后面，在爬梯上比我们多暴露了至少三十秒。他的防弹衣上至少有六七个弹着点，分布在胸口、腹部和左臂上。最严重的一发打在了防弹插板的边缘——那里的防护是最薄弱的。插板碎了，碎片嵌进了他的防弹衣内衬里，虽然没有穿透到皮肤，但那块区域的防弹能力已经归零了。他的左臂垂在身侧，不怎么动，可能是被冲击力震伤了，也可能是防弹衣的碎片卡在了关节里。



他的脸色很白，但不是恐惧的那种白，而是疼痛的那种白。嘴唇紧抿着，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在应急灯的光线下亮晶晶的。但他的眼睛还是亮的，他的呼吸还是稳的，他的手——没有受伤的那只手——还是死死地攥着那把塑料手枪。



没有退路了。



下面的士兵还在往上爬。他们已经过了第六个工作平台，正在向第七个平台推进。他们的速度不快，但很稳，像一台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一步一步地、不可阻挡地往上移动。他们不再喊话了，不再警告了，只是在爬，在追，在缩短距离。他们知道我们没地方可去。这座塔的顶端没有直升机停机坪，没有逃生舱，没有任何可以让我们离开这片海域的工具。往上爬，只能爬到塔顶的航空警示灯下面，然后停下来，然后被他们堵住。



我们三个人，居然默契地靠在了一起。



我甚至不知道是谁先动的。也许是我，也许是赵远航，也许是沈敬尧。但在某个我无法准确回忆的时刻，我们三个人——一个龙国海军的前潜艇艇长，一个龙国海军的前核反应堆工程师，一个被龙国和漂亮国双双除名的叛徒——背靠着背，站在落日计划钻探塔顶端的工作平台上，形成了三角状。



我面朝东。赵远航面朝西。沈敬尧面朝南。我们的后背靠在了一起，肩膀挨着肩膀，脊椎顶着脊椎。三个人的体温透过三件被海风吹冷的军装，汇成了一个微小的、温暖的、在这个冰冷的、混乱的、被子弹和鲜血填满的夜晚里几乎微不足道的点。



我自己都惊了。



一百三十六年前，在清源山寺庙的大殿里，我抱着一个死去的老人，跪在地上，面前是一个举着枪的叛徒。一百三十六年后的今天，那个叛徒的后背贴着我的后背，他的体温透过军装传到我的脊椎上，和我自己的体温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他的，哪个是我的。



沈敬尧不可置信地看着下面。



他站在平台的南侧，面朝着港口的方向。他的身体微微前倾，双手撑在平台的围栏上，手指攥着冰凉的金属栏杆，指关节泛白。他的脸上没有那种从容的、笃定的、棋手落子时的笑容了。他的脸上只有一种东西——不可置信。那种不可置信不是对局势的不可置信，而是对某种更深的、更根本的、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东西的不可置信。



他无法想象，自己忠实的漂亮国，居然是这样的。



他在漂亮国待了多少年？从二十一世纪叛逃过去，到2130年的今天，至少一百多年。一百多年里，他替漂亮国做了多少事？他带去了龙国海军核潜艇的核心机密，他帮漂亮国建立了一套又一套针对龙国的数字监控系统，他在联合国推动通过了《全球数字主权让渡协议》，他让漂亮国在他的帮助下牢牢地攥住了全世界一百九十三个国家的数字命脉。他是漂亮国最锋利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