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在船的一个小屋子里。那间小屋在致远号后甲板的杂物堆后面，就是沈被拖上甲板时四处张望寻找电台时目光停留的那扇舱门。门很矮，得弯着腰才能进去；里面很窄，伸开双臂就能摸到两边的墙壁；没有窗户，只有门板上的一道裂缝透进来一线昏黄的、摇摇晃晃的光。地上铺着一层潮湿的、发霉的稻草，墙角有一个木桶，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坏消息是，他失去了自由。那扇门从外面用铁栓别住了，除了送饭和倒马桶的时间，从来没有人打开过。他听不到外面的声音，看不到外面的光，不知道船在往哪个方向开，不知道漂亮国海军有没有追上来，不知道龙国航母编队群的舰载机有没有升空警戒。他只能坐在那层潮湿的、发霉的稻草上，背靠着冰凉的铁皮墙壁，听着自己的心跳，和远处隐隐约约传来的、不知道是炮声还是海浪声的、模糊的、沉闷的轰鸣。



不过好消息是，他不用挨打了。北洋水师的水兵们在最初的愤怒宣泄完之后，似乎对这个蜷缩在小黑屋里、穿着漂亮国军装、已经不再挣扎也不再反抗的人，失去了继续挥拳头的兴趣。但他们找到了另一种方式。



北洋舰队的部队，每天的工作几乎变成了吃饭、睡觉、到他的静室门口骂他。那些穿着蓝色军装的水兵们，在完成了甲板冲刷、炮管擦拭、弹药清点、损伤修补等一系列他们在这个时代能做的、为数不多的日常工作之后，最大的消遣，就是三三两两地聚在那扇紧闭的舱门外面，隔着那层薄薄的铁皮，对着里面那个看不见的人，骂上几句。



骂的内容五花八门。有人骂他是“洋鬼子”，有人骂他是“二鬼子”，有人骂他“穿那身皮就不怕半夜做噩梦”，有人翻来覆去只会骂“不要脸”三个字，骂完之后自己觉得不过瘾，又站在门口想了半天，憋出一句“特别不要脸”。有人骂着骂着忘了词，回头问战友“咱们刚才骂到哪了”，战友说“骂到他祖宗十八代了”，那人点点头，转回头继续骂“你祖宗十八代都不是好东西”。有人不骂人，只是蹲在门口，用一种拉家常的语气，对着门板说：“你说你这是图啥呢？漂亮国给你啥好处了？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大官？值当的你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没有人回答。门里面从来没有人回答。但那些水兵们不在乎，他们骂完了，说完了，发泄完了，拍拍屁股站起来，该干嘛干嘛去。第二天吃完饭，又来了。



致远号被我们的舰船拖着，勉强漂在水面上。一根粗重的拖缆从航母的舰艉垂下来，连接着致远号的舰艏。那根缆绳绷得很紧，在船体的每一次晃动中都会发出一声低沉的、像琴弦被拨动一样的嗡鸣。致远号的螺旋桨已经不转了——不知道是最后那发炮弹打断了主轴，还是轮机舱里的水终于淹过了锅炉的炉门，蒸汽压力掉到了零。它只是被拖着，像一头受了重伤的、被同伴用身体扛着的、还在喘气但已经游不动的老鲸，静静地跟在航母的后面，在漆黑的海面上留下一道浅浅的、很快就消散了的尾迹。



勉强飘在水面上。船体的倾斜角度停在了二十度左右，没有再继续增加。抽水机还在运转——那些一百三十六年前的手摇式抽水泵，被水兵们轮班摇着，发出嘎吱嘎吱的、有节奏的、像心跳一样的声响。海水从船底的三个大洞里涌进来，水兵们把海水一桶一桶地舀出去，舀进来的比舀出去的多，但他们在舀，一刻不停地舀。像一艘即将咽气、但是还吊着一口气的老龙鲸，静静地跟着我们。



那天晚上，我找到了邓世昌。



航母的甲板很大，比致远号整个船身都大。飞行甲板在夜风中空旷得像一片广场，只有几架舰载机静静地停在远处，折叠着机翼，像一群蹲在巢穴里沉睡的铁鸟。邓世昌坐在甲板的最前端，就在拦阻索旁边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背靠着一根系留柱，仰着头，看着天空。



他换了衣服。不再是那件被弹片划破的、被海水浸透的、沾满血迹和硝烟的北洋水师将官服。他穿着一件干净的、深蓝色的、没有任何军衔标识的作训服，是航母上的水兵借给他的，太大，袖口挽了两道，领口空空荡荡的，露出消瘦的锁骨。他的左腿上的绷带也换了，白色的，干净的，是航母上的军医帮他重新包扎的。他的拐杖靠在身边的系留柱上，是一根航母上随手找来的钢管，顶端缠了几圈防滑胶带，握柄处已经被他的手磨得温热。



他没有注意到我走过来。他就那么坐着，背靠着冰凉的钢铁，仰着头，看着天上那些他不认识的星星。2130年的星空和1894年的星空有什么不同？一百三十六年过去了，那些星星应该还在原来的位置上，只是名字换了，编号换了，望远镜能看到的角度更深了，光谱分析得更精确了。但在他眼里，它们还是那些星星。在黄海上、在旅顺港、在台湾海峡、在每一次夜航之后抬头望去的那片天上，他看了几十年的、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