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有一架无人机飞了进去，然后天幕的边缘能量波动了一下，那架无人机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巨手捏碎了一样，碎片从天上飘下来，像一场短暂的、金属的、闪着光的雨。



龙国的战机无法撼动它。一发导弹不行，十发也不行，一百发也不行。一枚炮弹不行，一千枚也不行。一架战机不行，一个编队也不行，整个空军也不行。天幕是漂亮国花了十年、两万亿美元建成的堡垒，它可以承受任何现有武器的攻击，它是漂亮的，它是不朽的，它是——锁住龙国的最后一把锁。



而且它离天津港越来越近。落日计划不只是在地震带上钻探，它本身也在移动。缓慢的，不可逆转的，像一颗被发射出去了就再也收不回来的炮弹。从东经一百四十度到东经一百三十八度，从东经一百三十八度到东经一百三十五度。从北纬十度到北纬十二度，从北纬十二度到北纬十五度。它在向西，向北。它在向天津港的方向移动。它每移动一寸，天幕就跟着移动一寸。它每移动一尺，龙国战机可以活动的空域就缩小一尺。它每移动一海里，天津港广场上的帐篷就多几十顶，废墟就多几堆，站在码头上望着海面的人就多几百个。



直到那天。



我和赵远航驾驶着现代飞龙核潜艇，在天幕外围待命。邓世昌也在船上。他站在指挥舱里，穿着新式的、深蓝色的、合身的龙国海军作训服，肩上没有军衔，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谁。他的左腿不瘸了，航母上的军医给他做了手术，换了人工关节，术后康复训练做了三个月，现在走路、跑步、上下楼梯，和二十岁的年轻人没有任何区别。但他站在飞龙号的指挥舱里，手扶着潜望镜护罩的时候，那个姿势——左手扶着护罩，右手垂在身侧，下巴微收，目光从潜望镜的目镜上移开，转向海图桌——和一百三十六年前在致远号的舰桥上一模一样。



飞龙号在待命。潜艇悬浮在天幕外围的深水区，深度一百二十米，航速三节。声纳在监听，雷达在扫描，武器系统在预热。鱼雷发射管里装填着六枚重型鱼雷，导弹发射井里十二枚潜射导弹的制导系统已经全部启动，战斗部的引信已经从“保险”拨到了“待发”。指挥舱里红灯闪烁，仪表盘上的数据在跳动，空气里弥漫着机油和金属的冷涩气味。赵远航站在反应堆控制台前，手指搭在触摸屏上，眼睛盯着屏幕上那些跳动的数字——堆芯温度，冷却剂流量，蒸汽压力，螺旋桨转速。一切都正常。一切都在待命。一切都在等。



一瞬间。只有那一瞬间。天幕熄灭了。



不是那种慢慢暗下去的、像日落一样的熄灭。是那种——像一盏灯被拔掉了插头、像一台电视被切断了电源、像一堵墙在眨眼之间消失了——的熄灭。那片半透明的、彩虹色的、笼罩着整片海域的能量护盾，在那一瞬间，从东边开始，然后是西边，然后是北边，然后是南边，像一块被从中间抽走了骨架的绸缎，软塌塌地、无声无息地、从天空中坍塌了下来。天幕的边缘卷曲着，收缩着，退回了落日计划平台顶端的发射器中。海面上空了。天空中了。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那根几百米高的钻探塔，灰黑色的，孤零零地立在海面上，塔顶的红灯还在闪。明，灭，明，灭，明，灭。



或许是设备故障。或许是能量波动。或许是落日计划成功了——它钻透了地壳，钻进了地幔，钻到了地球的核心，那根能量柱已经不再需要天幕的保护，因为它本身已经成为了比天幕更强大的、更不可摧毁的、更让这个世界恐惧的东西。总之，在那一瞬间，天幕熄灭了。



我当机立断。没有犹豫，没有请示，没有思考——不，思考了，但那个思考的时间短得可以忽略不计。短得像一百三十六年前在“龙鲸”号的指挥舱里，声纳员报告“鱼雷来袭”时，我喊出“发射干扰弹”的那一瞬间。短得像在清源山寺庙的大殿里，沈敬尧的枪口对准我的眉心时，我身体本能地往旁边闪的那一瞬间。短得像在天津港的码头上，林岳峰问“你们需要什么”时，我嘴里蹦出“一艘潜艇”的那一瞬间。



“全速前进。目标落日计划平台。所有武器系统，解锁。”



飞龙号冲了进去。核反应堆的功率在几秒内提到了百分之一百一十，螺旋桨转速飙升，潜艇像一头被激怒了的、从深海中冲出来的巨兽，撕开海水，劈开波浪，朝落日计划的方向冲去。一百二十米的深度到潜望镜深度，只用了不到二十秒。潜望镜伸出海面的时候，我看到了那根塔尖——灰黑色的，几百米高的，近得像是伸手就能摸到。塔身上的灯一排一排地亮着，从塔底一直亮到塔顶，在清晨的灰蒙蒙的天色中像一棵被点亮的、巨大的、诡异的圣诞树。塔顶的红灯还在闪。明，灭，明，灭，明，灭。像一颗还在跳动的、不会停下来的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