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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觉得我能成为‘有用的人’吗？”



“不知道，”男爵说，“但你父亲是。我希望你也是。”



同一天下午，伊洛娜在维也纳大学附近的一家书店里假装看书。



她其实在等人。



等的是一个叫“维拉”的女人。维拉是艾米莉·弗洛格介绍给她的朋友，据说是一个“妇女协会”的组织者。艾米莉说，如果伊洛娜真的想为女性做点事，就应该见见维拉。



伊洛娜等了大约十五分钟，一个穿着深绿色大衣、戴着宽檐帽的女人走了进来。她大约三十岁，长相普通，但眼神很锐利，像一把没出鞘的刀。



“伊洛娜·拉科齐？”女人走到她面前。



“是我。”



“我是维拉。走吧，这里不方便说话。”



她们走出书店，沿着一条小巷来到一栋不起眼的居民楼。维拉掏出钥匙打开门，带着伊洛娜上了三楼，走进一间布置简单的客厅。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女人在演讲，台下挤满了听众。



“坐，”维拉指了指沙发，“想喝什么？茶还是咖啡？”



“茶。”



维拉泡了两杯茶，端过来坐下。



“艾米莉跟我说了你的事，”维拉说，“她说你写文章。”



“写过一些。但被我母亲烧了。”



“可惜。还写吗？”



“写。但藏起来了。”



维拉点了点头。“你知道维也纳有多少女人在写文章吗？”



“不知道。”



“十几个。但敢发表的，不到三个。敢用真名的，一个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维拉喝了一口茶，“这个社会不允许女人有脑子。女人可以有脸蛋、有身材、有教养，但不能有思想。有思想的女人，要么被送进疯人院，要么被关在家里一辈子。”



伊洛娜握紧了茶杯。“那您呢？您是怎么做到的？”



“我？”维拉笑了笑，“我已经被送进过两次疯人院了。”



伊洛娜愣住了。



“第一次是1867年，我组织了一次妇女集会，要求投票权。警察把我抓起来，医生说我有‘歇斯底里症’，关了三个月。第二次是1869年，我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批评婚姻法。法官说我‘精神异常’，又关了两个月。”



“那您为什么还要继续？”



维拉放下茶杯，认真地看着她。



“因为，”她说，“如果我放弃了，那些比我更弱的女人就没有人替她们说话了。”



伊洛娜沉默了。



她想起自己在旅馆房间里偷偷写文章的样子。那时候她觉得自己很勇敢。现在跟维拉比起来，她像一个在玩水的小孩。



“我想加入你们。”伊洛娜说。



“你想清楚了吗？这不是写几篇文章的事。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什么代价？”



“朋友、家庭、名声……也许一切。”



伊洛娜想起母亲的脸，想起父亲的信，想起温迪施格雷茨王子的笑容。



“我不在乎。”她说。



维拉看着她，笑了。“你知道吗，你让我想起十年前的我。那时候我也这么说过。”



“然后呢？”



“然后我后悔了。但后悔之后，我又不后悔了。”



伊洛娜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但她觉得，总有一天她会懂的。



雅各布·科恩今天遇到了一件怪事。



一个陌生女人走进了他的咖啡馆。



不是普通的女人。她穿着一件昂贵的皮草大衣，戴着钻石耳环，手指上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