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老吴看见那条缝，眼泪终于掉下来了。他颤巍巍地走过去，推开门，站在客厅里，看着熟悉的一切——老钟，桌子，椅子，暖水瓶，搪瓷杯。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闻到了家的味道。不是香味，不是臭味，而是那种住了几十年的房子特有的、混合了木头、灰尘、饭菜和人的气味。那种味道，医院里没有，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



吴婶扶着他坐到椅子上，给他倒了一杯热水。老吴端着水杯，手还在抖，但脸上有了笑容。他看着小满，说：“姑娘，谢谢你。谢谢你帮我们看家。”



小满摇了摇头。“不谢。应该的。”



她帮吴婶把东西收拾好，把药放在桌子上，把衣服叠好放进柜子里，把水果洗了放在盘子里。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觉得这已经不是“帮忙”了，这是她该做的。就像杨婶说的——“应该的”。在雾巷，“应该的”这三个字出现的频率很高。不是因为大家懒得多说，而是因为大家觉得很多事情不需要说感谢，不需要说客气，就是“应该的”。你帮我，我帮你，都是应该的。因为你住在这里，你是这条巷子里的人。



傍晚的时候，小满去了老孙头的家。老孙头今天没有出摊，天太冷了，糖浆容易凝固，做出来的糖人不好看。他坐在院子里，身上穿着棉袄，脚上穿着棉鞋，面前放着一个炭火盆，手里拿着一个糖球，在搓。不是做糖人，就是搓着玩，手闲着会僵，搓搓糖球，手就暖了。



“孙师傅，今天不出摊了？”小满问。



“不出了。太冷，糖不听话。”老孙头把手里的糖球搓圆了，放在旁边的盘子里。盘子里已经有十几个糖球了，大大小小的，五颜六色的，像一堆彩色的弹珠。“你来正好，我教你一个新本事。”



他从锅里舀起一勺糖，搓成球，然后在球上捏了一下，拉出一根细长的糖丝。他用糖丝在球上绕来绕去，绕了几圈，然后吹了一口气，糖球鼓起来，变成了一个灯笼的形状。他又用糖丝在灯笼上做了几个装饰——一朵花，一片叶子，一个提手。最后，他用一根竹签穿进提手里，一个糖灯笼就做好了。灯笼是金黄色的，透明的，能看见里面空心的结构。阳光照在灯笼上，折射出七彩的光，像一个迷你版的万花筒。



“好看。”小满说。



“好看吧？这个叫糖灯。我以前过年的时候做，巷子里的孩子一人一个，举着在巷子里跑，像一串小灯笼。”老孙头说着，把糖灯递给小满。“给你。”



小满接过糖灯，举在眼前。阳光穿过糖灯，变成金黄色的，落在她的脸上，暖暖的。她举着糖灯在院子里走了一圈，影子投在地上，像一个举着灯笼的剪纸。她忽然想起小时候过年，外婆也会给她买一盏灯笼，纸糊的，里面点着一根小蜡烛。她举着灯笼在巷子里走，小心翼翼，怕蜡烛灭了，怕灯笼烧了。后来灯笼烧了，她哭了一晚上。外婆说，别哭，明年再买。但明年没有买，后年也没有买。她长大了，不再需要灯笼了。但现在，举着老孙头做的糖灯，她觉得她又变小了，变回了那个需要灯笼的小女孩。



“孙师傅，这个糖灯能吃吗？”小满问。



“能吃。但吃了就没了。你舍得吃吗？”



小满看着手里的糖灯，摇了摇头。她舍不得。不是因为它有多好吃，而是因为它太好看，太好看了就不忍心破坏。有些东西是用来吃的，有些东西是用来看的，有些东西是用来记住的。这个糖灯，她想记住。



傍晚的时候，天更冷了。风从巷口灌进来，像一把把刀子，割在脸上。小满把棉袄的领子竖起来，缩着脖子，快步走回客栈。巷子里的人少了，大部分都躲在屋里，只有几个不怕冷的还在外面。老赵收摊了，把理发椅搬进屋里，关上了门。周明远也收了摊，无花果树下的炭火盆灭了，只剩下一堆灰白色的灰烬。老刘的裁缝铺还亮着灯，缝纫机的声音从窗户里传出来，嘎吱嘎吱的，和往常一样。顾明远的修笔铺子也亮着灯，透过窗户能看见他坐在桌子后面，手里拿着放大镜，在检查一支笔的笔尖。章明远的书店门关着，但窗户里透出光来，暖暖的，像一只闭着的眼睛。



小满推开客栈的门，热气扑面而来。杨婶在厨房里炒菜，油烟味和蒜香味混在一起，香得让人流口水。她洗了手，帮着把菜端上桌。今天吃的是白菜炖粉条、红烧豆腐、一碗萝卜汤。都是热乎的，都是暖胃的。她坐下来，端起碗，喝了一口汤。萝卜汤清淡，但很鲜，喝下去整个人都暖了。



“杨婶，今天好冷。”小满说。



“是啊，入冬了。”杨婶夹了一块豆腐，放在小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