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揭开锅盖，让蒸汽散出来。



“你打铁，”阿佩尔说，“会不会做金属件？瓶盖、封口、夹具？”



朱利安抬起自己的手，摊开手掌。那双手上每一道茧子的位置，都在回答这个问题。



阿佩尔点点头。



“明天天亮之前来。带你的工具。”



他转身往院子里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头也不回地补了一句：



“顺便说一句——那个老妇人是我母亲。”



朱利安站在原地，六月早晨的阳光刚刚爬上蒙马特高地的屋顶。



他忽然觉得胃里又暖了一下。



但那不是食物的温度。



同一天，距离蒙马特高地两公里外的塞纳河左岸，一个年轻女人正在烧一封信。



房间很小，是巴黎综合理工学院附近一间出租屋的顶层阁楼。倾斜的天花板下，一张松木桌上堆满了纸张——写满数字的纸张，密密麻麻，像是某种疯子的手稿。桌上的蜡烛已经燃到尽头，蜡油在铜盘里凝结成一座微型雪山。



埃莱娜·杜布瓦把信纸凑近火苗。



火舌舔上纸边，先是焦黄，然后橘红，最后黑灰卷曲着飘落。她盯着那些灰烬，直到上面的每一个数字都化为不可辨认的碎屑。



那封信来自斯特拉斯堡。确切地说，来自斯特拉斯堡驻军的一名炮兵上尉。



上尉在信里汇报的不是军务。



他用一套只有两个人能看懂的密码，写下了一个关于莱茵河对岸奥地利军队调动的情报。兵力、番号、行军方向、可能的集结时间。这些数字在埃莱娜的脑子里自动排列、重组、翻译，变成一幅比任何地图都清晰的敌情图景。



她不需要把译文写在纸上。她的记忆就是纸。



信烧完了。她用手掌把灰烬碾碎，混进桌上一个装满茶叶渣的陶碗里。即使是巴黎最警觉的秘密警察，也不可能从一碗茶叶渣里复原出一封密信。



埃莱娜站起来，走到窗前。



六月的巴黎从这扇小窗望出去，只能看到对面房子的石墙，以及更远处先贤祠的穹顶一角。她在这间阁楼里住了两年，窗外的景色从未变过。石墙上有一道裂缝，裂缝里长着一簇野草，每年春天绿一次，夏天枯黄，秋天死去，冬天被雪埋住，然后春天再来。



她有时候觉得自己像那簇草。



敲门声。



三下。两下。一下。



她认得这个节奏。是米歇尔，综合理工学院的看门人，也是她在这所学校里唯一知道她真实性别的人。



埃莱娜打开门。米歇尔站在门口，一个五十来岁的秃顶男人，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他没有进门，只是递过来一个蜡封的信封。



“今天下午的课取消了，”他说，声音压得很低，“教授被请去陆军部了。”



“为什么？”



米歇尔的眼神闪了一下。那是“别问”的意思。



埃莱娜接过信封。封蜡上盖着一个她从未见过的印章——不是学校的，不是市政厅的，更不是任何一个她熟悉的政府部门的。



“送信的人长什么样？”



“没看见。”米歇尔已经转身往楼梯走，“放在门房桌上，压在一块石头下面。上面只写了你的名字。”



他顿了顿，在楼梯口回头。



“是假名字。”



然后他消失了。



埃莱娜关上门。



信封上是她的假名——“埃利·杜邦”，综合理工学院旁听生的名字。字迹工整，像是用尺子比着写的，每一个字母都保持着精确的间距。她拆开封蜡。



里面只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只有一行字：



“你烧信的方式有改进空间。——一个旁观者”



埃莱娜的血一瞬间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