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是朝向东方。朝向中国，朝向他们的家乡，朝向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村庄和再也见不到的亲人。



青瓷站在墓园里，看着那些朝向东方沉默伫立的墓碑，站了很久。



然后她做了一件事。她让阿沅从城里买来了一大束法国国花，香根鸢尾。蓝色的，紫色的，在秋日的阳光下开得正盛。她蹲在第一排墓碑前，一枝一枝地把花插在碑前的泥土里。



“你们来到这里许多年，”她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只说给那些长眠在地下的人听，“该看看法国的花了。”



花还没有插完，警察来了。



一个穿制服的法国警察走过来，语气不算凶，但很生硬：“夫人，这里不允许摆放鲜花。请把花拿走。”



青瓷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为什么？”



“这是规定。”



“谁的规定？”



警察没有回答。他蹲下来，把那几枝已经插好的鸢尾花拔出来，扔在一边。动作不算粗暴，但很干脆，像是在做一件他已经做过很多次的事情。



青瓷站起来，看着他。她没有争辩，没有发怒，甚至没有提高声音。她只是安静地看着那个警察的眼睛，看了几秒钟。然后她弯下腰，把被扔在地上的鸢尾花一枝一枝地捡起来，抱在怀里。



“我改天再来。”她说。



她改天真的又来了。又带了花。又被赶走了。



她又来了。



后来墓园的守墓人跟她说：“夫人，您不要再来了。他们不会让您放的。”



青瓷说：“我知道。”



“那您为什么还要来？”



“因为花不是放给他们看的。”青瓷说，“是放给躺在这里的人看的。他们知道我来过。”



1930年代，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厂倒闭，工人失业，面包店门口排起了比战争时期还长的队伍。人们在街头举着标语游行，喊着“我们要工作”“我们要面包”。



在这种时候，华工成了最好的替罪羊。



“那些中国人抢走了我们的工作！”



“他们干得比我们多，拿得比我们少，我们怎么竞争？”



“把他们赶出去！”



青瓷在报纸上看到这些话的时候，正在厨房里喝一碗阿吉炖的汤。她放下碗，走到书房，坐下来，开始写信。



这一次，她不再写请愿书。她决定做一件更大的事。



她开始收集华工的证词。她走访了每一个她能找到的华工，那些留在法国的、没有回国的、在巴黎十三区的小作坊里做皮件、在餐馆里洗碗、在工厂里做最脏最累的活的华工。她带着阿沅，一家一家地敲门，一个人一个人地问。



“你叫什么名字？”



“你从哪里来？”



“你在战争中做了什么？”



“你有没有受伤？”



“你有没有拿到应得的工钱？”



“你有没有收到法国政府给你的任何补偿？”



她把这些话一句一句地记下来，记在笔记本上，记在香烟盒上，记在旧报纸的空白处。她的字很小，密密麻麻的，像一群挤在一起取暖的蚂蚁。她的眼睛开始不好了，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但她没有停。她把纸凑得很近，几乎贴到鼻尖，一个字一个字地写。



她收集了数千份证词。



数千份。



她把它们按照时间、地点、姓名整理好，装在一个铁皮箱子里，锁好，放在书房最里面的架子上。她对阿沅说：“这些是证据。总有一天，会有人需要它们。”



那一天没有等到。



1940年，移民局大楼发生了一场大火。火势从三楼烧起，蔓延到整个建筑。消防队赶到的时候，大楼已经烧得只剩一副焦黑的骨架。



青瓷站在警戒线外面，看着那栋还在冒烟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