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的表情僵了一下。



“当然是代表学校，”她推了推眼镜，“这件事涉及到学校的声誉，需要在一个——不被打扰的环境里沟通。”



“学校的声誉？”邱莹莹重复了一遍这个词，“您是指我被诬陷这件事，损害了学校的声誉？”



“我们还没有认定是诬陷，”那个年轻男人开口了，声音很滑，像抹了油的绳子，“我们只是——在调查。”



邱莹莹的目光转向他。



“你是谁？”



“我姓周，你可以叫我周先生。”他笑了笑，笑容里有一种职业化的、训练过的温和，“我受学校委托，负责协调这起事件的调查工作。”



“受谁委托？”



“校方。”



“哪个校方？校长？副校长？还是董事会？”



周先生的笑容没有变，但眼睛里的光变了一下。



“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坐下来慢慢聊。”他拉开那把折叠椅，“请坐。”



邱莹莹看了一眼那把椅子，又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刘老师。



她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刘老师站在桌子的左边，周先生站在桌子的右边，而椅子在桌子的正对面。这是一个标准的“审讯”布局——两个人在对面，一个人在中间。被审的人坐在中间，面对两个人，背对门。



这是一个心理战术。背对门的人会感到不安全，因为门的方向是未知的，随时可能有人进来，但你看不到。而对面坐着两个人，你一抬头就会看到他们，他们的表情、他们的目光、他们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会给你施加压力。



邱莹莹没有坐。



她绕过桌子，走到房间的另一个角落，从一堆废弃的体操垫里拖出一块还算干净的，放在墙边，坐下来。



现在，她背靠着墙，面对着门，斜对着刘老师和周先生。



这是谈判专家教的方法——永远背靠墙，永远面向门。这样你就能看到每一个进来的人，没有人能从你背后偷袭你。



她不知道这个方法是从哪里看到的，大概是某本犯罪小说的某个段落。但此刻，她觉得这是她这辈子读到过的最有用的知识。



刘老师和周先生对视了一眼。



“邱莹莹同学，”刘老师的声音有些不耐烦了，“我们约你来是好好谈事情的，你这种态度——”



“我什么态度？”邱莹莹打断了她，“您约我在学校地下一层的旧器材室见面，而不是在办公室。您选了中午十二点这个大部分人都去吃饭的时间，而不是正常的工作时间。您没有提前通知我谈话的内容和目的，而是用一张我父亲的旧照片把我引过来。刘老师，您觉得，我应该用什么态度？”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



应急灯惨白的光照在刘老师的脸上，她看起来比平时老了十岁。法令纹深深地刻在嘴角两边，像两道刀疤。



“那张照片，”邱莹莹的声音低了下去，“你们从哪里拿到的？”



周先生笑了笑，那个笑容里有一种让人不舒服的东西——不是恶意，是一种“我什么都知道但我不告诉你”的优越感。



“照片的来源不重要，”他说，“重要的是照片里的内容。你父亲，邱建国，在去世前两个月，和一位女性在咖啡厅见面。你想知道那位女性是谁吗？”



邱莹莹的心脏狠狠地抽了一下。



但她没有让这种痛感表现在脸上。



“你说。”



周先生从夹克内袋里掏出一张纸，展开，放在桌上。



那是一份打印出来的资料，上面有照片，有文字。



照片上是一个女人的脸——就是和父亲坐在一起的那个女人。烫着卷发，红裙子，笑得很好看。但照片旁边附着的文字，才是真正让邱莹莹感到窒息的东西。



那个女人叫林婉清。今年三十二岁。五年前，她二十七岁。职业一栏写着：自由职业。但在“备注”一栏里，写着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