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边境太平，隆庆帝还留了个“国防大礼包”——戚继光守蓟北，李成梁镇辽东。戚继光那是大明的“战神级”人物，原本在东南抗倭，打得日本鬼子闻风丧胆。扫平东南以后，隆庆帝把他调到北边，守河北、守蓟州，让他和谭纶一起修长城。戚继光也是个实干派，带着士兵们修了上千里的长城，城墙修得跟铜墙铁壁似的，还发明了各种火器、战车，蒙古骑兵只要敢来犯，就被打得哭爹喊娘。



李成梁更厉害，镇守辽东几十年，把辽东的女真部落收拾得服服帖帖，每次女真部落敢闹事，李成梁的骑兵就冲过去，砍得他们不敢抬头。



万历幼年时常听宫中内侍闲谈，皆言戚将军镇守的长城蜿蜒如龙，壁垒森严；李将军麾下铁骑悍猛如虎，驰骋辽东。



年少的万历心底，早早便对这两位绝代名将心生倾慕敬仰。



隆庆帝苦心经营之下，交到万历手中的江山安稳无虞：北境屏障牢固，再无大股边寇侵扰，南疆亦是太平无事。这般四方宁定、外无强敌的稳固局面，历来不知是多少帝王梦寐以求的福气。



第二笔遗产，家底回血。如果说边境太平是“软福利”，那隆庆帝留下的国库，就是实打实的“硬通货”。要知道，隆庆帝接手的大明，可是个彻头彻尾的“穷光蛋”。万历的爷爷嘉靖皇帝在位后期，沉迷修道，天天炼丹，不理朝政，让严嵩父子把国库差不多搬空了，百姓也被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起义一波接一波地闹。到嘉靖驾崩时，国库里的存银只剩下几十万两，连军队的军饷都发不出来，那叫一个惨。隆庆帝登基后，看着空荡荡的国库，心里也犯愁：这日子可怎么过？好在他是个“听劝派”，身边的高拱、张居正都是能干的大臣，他们开始大刀阔斧地整顿财政。首先是整顿盐法。然后是清丈土地。盐税和土地税都有了着落。有了钱，就能干很多事。给军队发了军饷，士兵们拿到银子，吃着饱饭，拿着新武器，士气高涨，再也不是之前那副蔫蔫的样子。白银大量涌入流通，彻底盘活江南市面。商贾资本雄厚，催生出一派蓬勃景气：印书雕版、烧造陶瓷、织造丝绸各业遍地开花，工坊林立、机杼不绝。此地早已萌生早期工场模式，雇工成群、分工精细，百业兴隆烟火鼎盛，一派富庶繁华之象，亦是大明资本主义萌芽蓬勃生长之地。



第三笔遗产治政天团，能臣扎堆，改革开放准备就绪。隆庆帝不仅给万历留了钱、留了安稳的边境，还留了一个“全明星阵容”的内阁，这可是万历的“治政大礼包”。隆庆帝临终前，把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顾命大臣叫到床前，拉着他们的手，托付道：“朕的儿子还小，你们一定要好好辅佐他，不要让大明的江山毁了。”三位大臣含泪点头，答应了隆庆帝的嘱托。这三位大臣，可都是大明数一数二的能臣。高拱是个“铁腕宰相”，性格直爽，脾气火爆，做事干练，效率极高。他刚入内阁，就把嘉靖年间留下的一堆烂摊子收拾干净，罢了贪官，清了污吏，让朝堂的风气一下子变好了。他还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整顿军队，提升大明的国力，万历小时候对这位“高阁老”又怕又敬，怕他的脾气，敬他的本事。



张居正更是个“天才治政家”，他心思缜密，眼光长远，是大明最有远见的大臣。他看着万历年幼，一边辅佐隆庆帝，一边为万历的亲政做准备，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为后来的“一条鞭法”铺好了路。他还亲自给万历讲课，教万历读史书、学治国，把万历培养成了一个有抱负的皇帝。



高仪是个“老好人”，没什么存在感，但性格沉稳，擅长理财，把国库打理得井井有条。有这三位大臣在，万历的朝政根本不用操心，朝堂上乌烟瘴气的局面一扫而空，官员们都兢兢业业地干活，再也没有出现嘉靖年间那种贪官横行的情况。除了内阁大臣，隆庆帝还留下了一套“清明吏治”的制度。他下令严格考核官员，每三年考核一次，叫“京察”“大计”，不管你是大官还是小官，只要考核不合格，就罢官；要是贪污受贿，就抄家治罪。有一次，一个地方官因为贪污了百姓的赈灾粮，被高拱查到，直接砍了头，满朝文武都吓出一身冷汗，再也没人敢贪污了。隆庆帝还把那些炼丹的道士都赶跑了，又节省了一大笔开支。



可以说，隆庆帝留下的遗产，是万历能够坐稳龙椅的重要保障。



不过，隆庆帝不仅仅只留遗产，也给万历埋了“雷”，等着万历在自己的后花园里慢慢挖呀挖呀挖。



最大的一颗雷就是党争。高拱和张居正虽然都是顾命大臣，但两人性格不合，经常吵架。高拱是首辅，第一顺位顾命大臣，脾气爆，看不上张居正的心思深沉；张居正则觉得高拱太专断，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深，后来张居正联合冯保，把高拱赶下了台，高拱一气之下，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