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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脸上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神情——不是发呆，不是低落，不是那种“被困住的小动物”的眼神。而是一种……他说不上来。



像是做了什么决定的人，才会有的神情。



吃完饭，玛丽站起来，把自己的盘子递给仆人。



“父亲。”她说。



班纳特先生抬起头。



“怎么了？”



“没什么。”玛丽说，“晚安。”



她转身上楼去了。



班纳特先生望着她的背影，愣了一会儿。



然后他低下头，继续喝他的汤。



不管她在想什么，至少她不再坐在书房地板上发呆了。至少她开始吃饭了，开始说话了，开始像个正常的孩子了。



这就够了。



他想。



——



他不知道的是，那天夜里，玛丽点亮了一根蜡烛，坐在自己的小桌前，铺开一张纸。



纸是她从书房里悄悄拿的，很薄，很便宜，是父亲用来记杂事的那种。笔也是从书房里拿的，旧的，笔尖有点分叉，写出来的字不够顺滑。



但她不在乎。



她把笔尖在烛火上烤了烤，蘸了蘸墨水，在纸上写下第一个字。



不是故事的开头。



是一行日期。



“一八xx年，秋。”



然后她停下来，望着那行字，想了一会儿。



她要写什么？



她不知道。



但她知道，从现在开始，她要写。



写一点，是一点。攒一点，是一点。等攒够了，等写完了，等有一天，那些她写下的字变成一，被印出来，被卖出去，被人读到——



那时候，那些说女性没有理智的人，会读到她的书。



那些说女性写不出有逻辑的东西的人，会读到她的书。



那些居高临下、温和轻蔑、赤裸嘲讽她和她同类的人——



会读到她的书。



他们不会知道，这是一个九岁的女孩，在烛光下，一笔一画写下的宣战书。



但他们迟早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