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玛丽下楼的时候，发现父亲已经在书房里了。



她站在门口，往里看了一眼。班纳特先生坐在书桌前，面前摆着两叠厚厚的稿子——那是她几个月来全部的心血。一叠是《阁楼上的指印》，一叠是《冰窖里的体温》。两卷手稿并排放在桌上，封面朝上，整整齐齐。



他正在看什么东西，眉头微微皱着。桌上放着一杯茶，已经凉了，一口没动。



玛丽敲了敲门。



“进来。”



她走进去，站在书桌前。



“父亲，您今天要去伦敦吗？”



班纳特先生抬起头，看了她一眼。



“嗯。约了你舅舅爱德华，一起去蓓尔美尔街转转。”他把手里的信放下，又看了一眼那两叠稿子，“两卷都带上，一次谈妥最好。”



玛丽点点头。



“我有个想法。”她说。



班纳特先生挑了挑眉毛：“什么想法？”



“关于合同的事。”



他放下手里的信，靠回椅背，看着她。



“说。”



玛丽站在那里，两只手交握在身前，声音尽量放稳：



“我听您说过，现在的出版商都是一次性买断版权。作者拿一笔钱，然后把书卖给出版商，以后卖多少本都与自己无关。”



班纳特先生点点头。



“我不想这样。”玛丽说。



“哦？”



“我想要分成。”她说，“每卖出一，我拿一部分利润。不要保底的钱，只要分成。”



班纳特先生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问，“如果书卖不出去，你一分钱也拿不到。”



“我知道。”



“如果出版商不愿意呢？”



“那就换一家。”玛丽说，“总有愿意的。”



班纳特先生又看了她一会儿。



然后他问：“你这么自信？”



玛丽顿了一下。



她想起那些深夜，想起那些燃尽的蜡烛，想起那些写满字的纸。想起弗朗西丝·沃斯通站在阁楼的窗前，想起冰窖里的温度，想起那个提着牛肉来找她的年轻人。



她想起沃斯通克拉夫特，想起那些骂她的话，想起她死后被污名化的整整一百年。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父亲。



“一半是自信。”她说，嘴角弯了一下，“一半是……想让更多人看到我的书。”



班纳特先生看着她，看了很久。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们之间，也落在那两叠厚厚的稿子上。



然后他笑了。



“好。”他站起来，把那两卷手稿小心地收进皮包里，“那我就去替你谈这个‘分成’。”



他走到门口，又回过头。



“不过我可提醒你，”他说，“蓓尔美尔街上的那些出版商，一个个精明得很。我可能要在伦敦待好几天，跟他们磨破嘴皮子。”



玛丽点点头。



“我不急。”她说。



班纳特先生看了她一眼，没再说什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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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蓓尔美尔街



马车在石板路上颠簸了一路，终于在一条宽阔的街道前停下来。



班纳特先生跳下马车，抬头望去。街两旁是一栋栋气派的楼房，黑色的铸铁围栏，擦得锃亮的黄铜门牌，橱窗里陈列着烫金封面的书籍。行人身着体面，步履从容，偶尔有人停下来，隔着橱窗指点着什么。



“就是这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