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薛亮。



九八年夏天，我刚从京城边上某县里的中学毕业。



说是县，其实就是大一点的村子，地名换了好几茬，我着实记不起来。按地理位置来说，差不多是现在的燕郊地界。



高考成绩放榜那天，我家老爷子盯着县里的告示栏，一言不发，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



我心里清楚这分数实在难看，也没好意思说话。



老爷子抽完了烟，转过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一会儿，送你去见阎王。”



回去之后，我被吊在村口大树上，父亲的皮带呼啸了整整四个钟头。



考砸归考砸，日子总得过。那年头也没啥职业技术学院，想学门手艺混口饭吃，得跟着人家从学徒工干起。



学徒期间，吃喝自理。



老爷子是有这心思，奈何家里供我念完三年中学，早就穷得连糊窗户的报纸都买不起了。



当天我嘴贱多吃了半个馒头，又挨了半个点皮带。



村长晓得老爷子的暴脾气，一半是可怜我，一半是真怕闹出人命，便拉着我到城里一家拖拉机厂，想让我给人家当个学徒。



老板抬眼一打量，见我生得细皮嫩肉，直接摆手：“读书人不是干这行的料，吃不了苦。”



我黑着脸告诉村长：“劳驾告诉老爷子，就说我在城里当上学徒了。”



村长叹了口气，勉强应下。



就这么着，九八年的京城街头，多了名盲流子，用现代的话说，叫街溜子。



这一溜达，就是整整三个月。



三个月里，我在建筑工地干过小工，在餐馆后厨刷过碗，眼瞅着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也听惯了胡同口光膀子大爷骂街的老京片儿。



不管怎么说，人总算没饿死，但钱，属实是分币没挣着。



那年冬天，正好赶上国企改制，大批工人下岗。



我看着报纸上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新闻，守着烧煤球的小炉子，有一下没一下地扒拉着锅里的白菜汤。



门帘一掀，进来个干瘦青年，自顾自地拿起桌上的春城烟，吞云吐雾：“亮哥，以后别去城西那家废品站了，老板忒黑。”



说话的是阿欢，大名叫李寻欢，我在工地认识的山东小伙，家里娃多地少，跑出来打零工谋生，算是最早的“北漂”一代。



这小子居无定所，属于常年在天桥底下撂地铺的选手，一来二去混熟了，我俩索性跟工地租了个铁皮箱。



房租一百五，一人一半。



“咋了？”我抬眼看向他。



阿欢吐了个烟圈，一脸不忿：“俺今儿个拿纸壳子去卖，老板非说泡了水，愣是扣了俺八毛钱。”



我夺过这小子嘴里的春城，猛嘬一口，顺势把报纸推到他面前：“行了，还真把自己当拾破烂的了？看看这个。”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阿欢一天学没上过，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



他瞅着报纸直挠头。



我只好用手指点着报纸中缝，窄条条里有个不起眼的广告，念给他听：“急招煤窑井下工人，月薪三千，包吃住。”



“啥？”



阿欢眼睛一下子直了，抢过报纸死死盯着那行字，仿佛突然开了天眼：“俺滴个娘嘞，三千？！”



不怪他反应大，那年头，普通工人一个月也就挣个百，三千块钱，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亮哥，这、这真的假的？”阿欢咽着唾沫问道。



我轻笑一声：“白纸黑字登报的，还能有假？”



阿欢嘴唇哆嗦着，半晌说不出话。



我瞥了他一眼，其实自己心里也是砰砰直跳：“走？”



“走！不干是傻子。”阿欢喜笑颜开，黑瘦的脸上皱纹挤成了一团，活像只晒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