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了根烟，脑子里过了遍今天的流程——先吃饭，喝两轮，然后谈项目，最后把自行车还了。简单，不复杂。



门口传来脚步声。



先是一阵叽里咕噜的俄语，然后是一个大嗓门，中气十足，隔着门都能听见。



“刘！刘在哪里？”



门被推开，弗拉基米尔走进来。



五十一岁，秃顶，啤酒肚，圆脸，鼻子大得像颗蒜。他穿着一件灰色西装，扣子绷得紧紧的，好像随时会崩开。左手拎着个公文包，右手——拎着个麻袋。



沉甸甸的麻袋，跟刘国清那个一模一样。



宴会厅里安静了一瞬。



苏联专家团十几个人跟在后面，齐刷刷看过去，各个嘴角露出笑意。那笑容不是嘲笑，是那种“果然如此”的会心一笑。



计划司这边，关端长最先反应过来。他凑到旁边一个苏联工程师跟前，让翻译帮忙传话：“好巧啊，我们司长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麻袋。”



翻译愣了一下，还是翻了。



那苏联工程师听完，哈哈一笑，拍了拍关端长的肩膀，叽里咕噜说了一大串。翻译听完，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但还是翻了：“关同志，我不知道你们的司长酒量怎么样？在乌克兰，我们的团长一个人一瓶伏特加就跟喝水一样。”



关端长脸上的肉抖了一下。



他想起司长说过的话——“不能落下风。”他咬了咬牙，声音不大，但很硬：“我们司长，三瓶茅台，大气都不喘一下。”



翻译看着他，眼神里写着“你认真的？”



关端长瞪了他一眼：“照着翻。”



翻译咽了咽口水，翻了过去。



那苏联工程师听完，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嘴张着，半天没合上。他回头看了看弗拉基米尔，又看了看刘国清，最后嘟囔了一句俄语，翻译小声说：“他说——娘嘞，我就是吹牛皮而已。弗拉基米尔说了，一机部能吹一瓶就干，两瓶死命干。三瓶？那不可能。”



关端长嘿嘿一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心里想：反正不用我喝，怎么吹都行。



这时候，弗拉基米尔已经穿过人群，走到刘国清面前。他把麻袋往地上一放，发出沉闷的声响——里面装了不少东西。



“刘！”他张开双臂，用蹩脚的中文喊了一声，然后叽里咕噜说了一串俄语。



刘国清走上前，跟他抱在一起。苏联人的拥抱跟他们的冬天一样实在——勒得人喘不过气，还附带拍后背，每一下都跟铁砂掌似的。刘国清被他拍了三下，感觉肺里的空气都被挤出来了。



“老东西，你还活着。”刘国清松开他，上下打量了一眼，“肚子又大了。”



弗拉基米尔听不懂中文，但看刘国清的表情就知道不是什么好话。他拍了拍自己的肚子，哈哈大笑，用俄语说了一长串。



翻译在旁边小声翻译：“他说——这是乌克兰的黑面包养大的，不是你们中国的米饭。”



刘国清虽然听得懂俄语，但还是让翻译跟着。显得郑重且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