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清下车的时候，钟山岳已经在办公楼门口等着了。



他身边站着个小男孩，三四岁的样子，穿着件蓝布褂子，脚上是双小布鞋，头发剃得短短的，圆脑袋，眼睛亮，正仰着脸看刘国清。



钟山岳拍了拍孩子的肩膀：“岳民啊，赶紧喊刘叔叔。”



“刘叔叔好。”声音奶声奶气的，但吐字清楚，不怯场。



刘国清蹲下来，看着这孩子，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这小子，眼神贼亮，看人的时候不躲不闪，跟刘大中那副德性差不多。



“老钟，这就是你儿子啊？”



钟山岳叹了口气，语气里带着点无奈：“是啊，1952年生人，比你家大中要小两岁。他母亲身体不好，吵着要跟过来。我拗不过，就带来了。”



刘国清站起来，点了点头。这事儿他理解。



哪个干部没个孩子？



他媳妇姚萍，过去是东野的宣传干事，那会儿条件苦，生这孩子的时候伤了身子，之后就再没怀上。只生一个，在这个年代算是少的。



“岳民啊。”刘国清又看了那孩子一眼，笑了，“你这眼神不错，将来一定是个优秀的侦察兵。”



钟岳民仰着脸看他，没听懂，但咧嘴笑了。



钟山岳在旁边也笑了，笑完正了正脸色：“弗拉基米尔那边已经安排好了，两位工程师在小会议室等着，随时可以出发。”



刘国清点了点头，跟着钟山岳往里走。



小会议室在一楼东头，门开着。里头坐着两个人，都很年轻，三十出头的样子，穿着灰色西装，头发梳得整齐，面前摆着茶杯，正低头看文件。看见有人进来，两人同时站起来。



钟山岳介绍：“刘书记，这位是朱科夫，这位是克罗斯夫。都是弗拉基米尔同志派来的轧钢机械专家。”



朱科夫先伸出手，用带着口音的中文说：“刘书记您好，我是朱科夫。团长跟我们说了情况，我们会尽力帮助你们的。”语气客气，但眼神里带着点打量。旁边克罗斯夫也伸出手，握了握，没说话，点了下头。



刘国清打量了这两人一眼。年轻，但不像是来混日子的。弗拉基米尔那老东西，嘴上不说，办事还是靠谱的。派两个年轻人来，说明是真想干活。老专家架子大，下去调研走马观花，年轻人不一样，肯下车间，肯跟工人磨。



“走吧，车在门口。”刘国清做了个请的手势。



出了办公楼，车已经等着了。两辆，前头一辆吉普，后头一辆伏尔加。刘国清招呼两位工程师上了伏尔加，自己坐进副驾。他摇下车窗，对钟山岳说了一句：“厂里的事你盯着，有事打电话。”



钟山岳点了点头，拉着钟岳民往后退了一步。



车子发动，驶出厂区。刘国清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的路。去红星轧钢厂的路他走过一次，上次是骑自行车去的，这回坐车，快多了。



后座的朱科夫和克罗斯夫用俄语低声交谈了几句，然后朱科夫探身往前，用中文说：“刘书记，你们中国人太善良了。战俘那么多，你们都遣送他们回国。我们苏联就不一样，把关东军拉到西伯利亚，他们跟狗一样干活。对付狗，就得打他们。”



刘国清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这话说得直白，但也不全是错。苏联人对待战俘的方式跟中国人不一样，这是事实。



中国人讲究仁义，苏联人讲究实用。



说不上谁对谁错，文化不同，做法不同。



反正刘国清经手的就没有一个俘虏。



“那是我们国家有政策。”



刘国清点了根烟，摇下一点车窗，让烟散出去，“战俘也是人，该放的放，该审的审。我们中国人不虐待俘虏，这是规矩。”



朱科夫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克罗斯夫倒是开口了，用俄语说了句什么，朱科夫翻译过来：“克罗斯夫说，听弗拉基米尔团长讲，您曾经是抗战的英雄？”



刘国清笑了笑，弹了弹烟灰：“英雄谈不上。打过几年仗，杀过几个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