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有交代，今天是苏联专家跟技术处工程师的民主生活会，讨论技改和氧气顶吹转炉的事，不算什么机密，而且会议应该快结束了。
他明白这个道理，转身去搬来两张凳子，放在会议室门口，又端了两杯茶过来。
李云龙一屁股坐下，翘起二郎腿，叼着烟，眯着眼睛，满脸不耐烦。
他向来坐不住，开会坐不住，等人更坐不住。可赵刚说了等，他就得等。
在独立团的时候就这样，李云龙谁的话都不听，就听赵刚的。
不是怕，是服。赵刚这个人，你跟他吵完了还得服他，因为他说的在理。
不同于李云龙的不耐烦，赵刚倒是耐心得很。
他坐在凳子上，背靠着墙，闭着眼睛，像是在养神，其实在听。
他好奇这个师弟，已经七年多没在一起工作了，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状态。
在独立团的时候，刘国清是参谋，图纸、爆破、工事测算，全师找不出第二个比他精的。
那时候赵刚就觉得，这个人将来能成大器。
不是因为他聪明，是因为他踏实。聪明人多了去了，踏实的不多。
会议室里传出刘国清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隔着门板也能听见。
“弗拉基米尔同志，技改方案的核心，不是设备，是人。设备可以买，技术可以学，但人得自己培养。你们苏联专家能待多久？三年五年？十年？等你们走了，这些设备谁管？这些技术谁消化？所以我坚持，技改必须跟人才培养挂钩。你们教一点，我们学一点，你们留一点，我们琢磨一点。教学互长，谁也不吃亏。”
翻译翻了。
弗拉基米尔的声音传出来，带着浓重的口音，中文说得磕磕绊绊，但意思很清楚：“刘，你说得对。但人才不是一天能培养出来的。你常对我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你太着急了。”
“我不急。”刘国清的声音又响起来，
“但我的国家急。我的工业急。我的国防急。你不能让我慢慢来，我没时间慢慢来。”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
赵刚靠在墙上，闭着眼睛，嘴角微微翘了一下。
这话说得，像是他师弟的风格。不急，但国家急。不急，但工业急。不急，但国防急。
三个“急”字，把什么都说明白了。
他不是在跟弗拉基米尔讨价还价，是在告诉他——这是我的底线，你看着办。
弗拉基米尔沉默了几秒，然后笑了。
那笑声隔着门板传出来，爽朗得很，带着点无奈，也带着点佩服：“刘，你是我见过的最不讲道理的中国人。”
“你也是我见过的最不讲道理的苏联人。”
刘国清的声音里带着笑意，“所以我们才能坐在一起谈。讲道理的人，谈不出结果。”
会议室里响起一片笑声，有苏联专家的，有技术处工程师的，连翻译都在笑。
李云龙叼着烟，眯着眼睛，听着里头那些技术术语，什么“氧气顶吹”“转炉”“配料比”“冶炼时间”，一个都听不懂。
他抽了两口烟，弹了弹烟灰，嘟囔了一句：
“他娘的，刘麻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能说了？以前咋没发现？”
赵刚睁开眼，看了李云龙一眼，没接话。
他听得懂。不是听得懂技术，是听得懂刘国清说话的节奏。
每一句都有目的，每一个词都有分量。不废话，不重复，不绕弯子。
跟弗拉基米尔说话，像跟老友聊天，平等，自然，谈笑风生。
不是那种“我是老师你是学生”的居高临下，也不是“我有求于你”的低三下四。
刘国清跟弗拉基米尔讨论的方案，更像是刘国清的方案。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