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手工业技术进步，青铜铸造、纺织等行业达到新的高度；商业活动活跃，各地的商品通过驿道运往都城；社会秩序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到处呈现出“盛世”的景象。



然而，长期的操劳却损害了成王的健康。到了统治后期，成王的身体逐渐衰弱，最终病倒在床上。此时，他最担心的便是“王位传承”——太子姬钊（即后来的周康王）虽然年幼，但聪慧好学，品性端正，却缺乏“治理国家的经验”。为了确保自己去世后，姬钊能够顺利继位，并且继续推行自己的治国理念，成王做出了周密的安排。



首先，成王召见了召公奭与毕公高——这两位大臣是西周的开国功臣，不仅德高望重，而且忠诚可靠，是成王最信任的人。成王握着他们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朕深知，太子年幼，难以独自承担治国重任。今后，你们二人要以国家为重，悉心辅佐太子，教导他勤政爱民、以德治国，不要让周室的基业毁于一旦。”召公与毕公含泪答应，向成王承诺：“臣等定当不负陛下所托，辅佐太子，守护周室！”



其次，成王留下遗诏，明确规定“太子姬钊继位后，继续推行分封制、以德慎罚、制礼作乐等政策”，同时要求诸侯“忠于新君，不得擅自行事”。



不久后，周成王姬诵病逝，在位共计二十二年。太子姬钊在召公、毕公的辅佐下，顺利继位，史称“周康王”。



康王继位后，召公、毕公严格遵守成王的遗愿，全力辅佐康王：他们带领康王前往周室宗庙，向康王讲述文王、武王创业的艰辛，告诫康王“要节俭寡欲、勤于政事，不要沉迷于享乐”；他们继续推行成王的治国政策，在军事上，平定了东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叛乱，进一步扩大了周王朝的疆域；在政治上，加强对诸侯的管理，确保诸侯对中央的忠诚；在经济上，鼓励农业生产，减轻百姓赋税，使周王朝的经济持续发展。



在成王与康王的统治时期（前后共计四十七年），周王朝呈现出“天下安宁、百姓安乐”的景象——据《史记·周本纪》记载，这一时期“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即刑罚闲置了四十多年，没有使用过，可见社会秩序的稳定。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称为“成康之治”，它是西周王朝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盛世”。



周成王虽在位仅二十二年，但其历史功绩却极为深远：



军事上，他平定东方叛乱，征服淮夷，扩大了周王朝的疆域，巩固了周室的统治，为周王朝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军事基础。



政治上，他完善分封制，强化宗法统治，构建了“中央—地方”的统治体系，使周王朝成为一个统一的封建政权。



经济上，他推行惠民政策，鼓励农业生产，减轻百姓赋税，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成康之治”的盛世提供了物质基础。



文化上，他支持周公制礼作乐，构建了西周的礼乐文明，增强了周王朝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更重要的是，成王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周王朝从“初创期”推向了“鼎盛期”，为“成康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治国理念——“以德治国、以信安邦、节俭爱民”，不仅成为西周的治国准则，更对后世的君主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中国古代“贤君”的典范。



正如《尚书·梓材》所言：“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周成王正是通过“建国、体国、设官、为民”的一系列举措，成为了西周王朝的“奠基者”，他的功绩如同璀璨的星辰，永远闪耀在中国古代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