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了粮草与向导；行军路线经勘察后，确定了“从成周出发，沿汝水南下，经方城、曾国，抵汉水”的安全路线。



此外，曾国、邓国、鄂国还在沿途修建了临时行宫，供昭王与将领休息；在汉水中洲囤积了粮食、兵器与船只，为大军渡过汉水做好准备。这些战前部署充分体现了周昭王南征的“计划性与周密性”，也证明了此次军事行动的目标是“远距离征伐异族”，而非“讨伐近在咫尺的楚国”。



周昭王十六年秋，南征大军正式从成周出发，沿规划路线南下。大军抵达汉水北岸后，在曾国军队的引导下，顺利渡过汉水，进入楚蛮腹地。楚蛮各部族虽进行了抵抗，但因“分散无统一指挥”，难以抵挡周军的攻势——周军先是击破了汉东地区的楚蛮部落，随后沿汉水东岸南下，直抵长江北岸。



铭文记载，周军的先头部队在“中”的率领下，率先渡过长江，对楚蛮的重要据点“鄂部驻地”发起攻击。鄂部是楚蛮中实力较强的部落，控制着长江中游的交通要道，但在周军的猛攻之下，很快溃败。周军占领鄂部驻地后，继续南下，最终抵达了楚蛮的核心资源地——铜绿山。铜绿山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铜矿产地，楚蛮在此开采铜矿已有数百年历史，周军占领铜绿山后，不仅缴获了大量已冶炼的青铜（即“孚金”），还控制了铜矿的开采设施，彻底切断了楚蛮的经济命脉。



占领铜绿山后，周昭王并未立即班师，而是在唐国（今湖北随州西北）召集了汉阳诸侯盟会。盟会上，昭王对南征有功之臣进行了赏赐：先锋“中”获赏“马四匹、铜百斤”，统帅南宫氏获赏“土地十邑、奴隶五十人”，其他诸侯与将领也各有赏赐。此次盟会不仅是对南征胜利的总结，更是周昭王“巩固南方统治”的政治手段——通过赏赐与盟誓，将汉阳诸侯与周王室的利益绑定，形成了“共同抵御楚蛮”的政治联盟。



南征胜利后，周昭王开始组织班师回朝。此次回朝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将在铜绿山缴获的青铜运回中原——青铜是西周时期的“战略资源”，不仅可用于铸造礼器与兵器，还能彰显周王室的权威。铭文记载，周军共押运了“青铜数千斤”，分装在数十辆车上，由精锐部队护送，沿原路返回成周。



为纪念此次南征的胜利，贵族“中”用昭王赏赐的青铜，铸造了一组青铜礼器（即“安州六器”的一部分），并在器物上刻下铭文，详细记载了南征的经过：“王令南宫伐荆楚，中从，执讯折首，获孚金。王赏中马四匹、铜百斤，用作宝尊彝。”这组铭文不仅是“中”个人功绩的记录，更是周昭王南征“征伐楚蛮、夺取铜资源”的直接证据，彻底否定了“征伐楚国”的说法。



周昭王十九年，为彻底肃清楚蛮残余势力、巩固对铜绿山的控制，昭王再次发动南征。此次南征的规模比十六年更大——昭王亲自率领戍卫镐京的“西六师”（周王室最精锐的部队）南下，同时命令汉阳诸侯再次出兵协同。然而，这场看似“必胜”的军事行动，最终却因“天灾与意外”，导致周军全军覆没、昭王身死。



根据《古本竹书纪年》与青铜器铭文的零星记载，周昭王十九年南征初期，进展极为顺利。大军从唐国出发，经厉国、曾国，再次渡过汉水，进入楚蛮腹地。此时的楚蛮因十六年南征的惨败，实力已大幅削弱，许多部落纷纷“望风归顺”，周军几乎未遇激烈抵抗，便再次抵达铜绿山。



为扩大战果，昭王派遣大臣前往长江中游的百越部落（如扬越），招抚尚未臣服的部落；同时亲自率领大军沿长江而上，直抵夔国边境（今湖北秭归）。夔国是楚蛮的附属部落，控制着长江上游的铜矿运输通道，周军抵达后，夔国部落迅速投降，昭王成功控制了长江中游的全部铜矿资源。此时的周昭王志得意满，认为“楚蛮已彻底臣服”，开始准备班师回朝。



周昭王十九年冬，南征大军开始沿原路回师。此次回师，周军携带了比十六年更多的战利品——除了大量青铜外，还有俘获的楚蛮奴隶与牲畜。然而，正是这些“沉重的战利品”，为后续的灾难埋下了隐患。



当周军抵达汉水南岸，准备渡过汉水时，意外发生了：由于携带的青铜与奴隶过多，用于渡河的桥梁（临时搭建的木桥）不堪重负，突然垮塌。桥上的士兵与战利品纷纷坠入汉水，许多士兵因“身着铠甲、不习水性”，当场溺水身亡。更可怕的是，此时恰逢秦岭一带降下暴雨——秦岭是汉水的发源地，暴雨导致汉水水位急剧上涨，洪水汹涌而下，将坠入水中的士兵与岸边的军队冲散，周军瞬间陷入混乱。



铭文记载，昭王乘坐的船只也在洪水中被打翻，昭王本人坠入汉水。尽管侍卫奋力救援，但因洪水湍急，最终未能将昭王救起，昭王“薨于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