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一年，九月十九，辰时三刻。



台州府衙的后院，比沈知行想象的要小。



穿过那道窄窄的侧门，是一条仅容两人并肩的青砖甬道，两侧是高耸的风火墙，墙头长着几蓬枯草。甬道尽头是一道月洞门，门楣上刻着“清慎勤”三个字，朱漆剥落，露出底下灰白的木胎。



刘典吏在前面走得飞快，矮胖的身子像一只受惊的鸭子，每一步都踩得青砖笃笃响。沈知行跟在后面，努力让自己的步子显得从容一些，但破布鞋踩在砖上几乎没有声音。



“你叫沈知行？”刘典吏头也不回地问。



“是。”



“沈存义的儿子？”



“是。”



刘典吏的脚步顿了一瞬，然后又恢复了速度，声音压低了几分：“你爹的事……我听说过。张三省那笔账，不是你能翻的。”



沈知行没有接话。



刘典吏也不再说什么，穿过月洞门，进了一个不大的院子。院中两棵老槐树，树冠遮住了半个天空，漏下来的阳光碎成一片一片。正对着院门的是一排灰砖平房，房檐下挂着几块木牌，写着“户房”“粮科”“税科”“黄册科”等字样。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陈年纸张和墨汁混合的气味，还有淡淡的霉味。



户房的值房里，已经坐了四五个人。都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穿着青灰色的盘领衫，腰间系着牛皮束带，桌上堆满了账簿和文书。看到刘典吏领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进来，几个人同时抬起头，目光里带着不同程度的警惕和好奇。



刘典吏挥了挥手：“都忙自己的去。”



然后他推开了最里面一间小房的门，侧身让沈知行进去。



这间房只有一丈见方，没有窗户，全靠一盏油灯照明。三面墙前都堆着半人高的卷宗，用牛皮纸包着，上面贴着标签——“嘉靖二十九年黄册底稿”“嘉靖三十年秋粮征收册”“台州卫军屯清册”……地上还有几摞散落的，积了厚厚的灰。



“坐。”刘典吏指了指角落里一张缺了腿、用砖头垫着的凳子，自己在对面一张稍好的椅子上坐下，把那本《赋役核算简法》拍在桌上，开门见山，“你说你能找回那三千两？你连府衙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凭什么？”



沈知行没有立刻回答。他其实紧张得手心全是汗——不是怕，是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他所有的筹码都在接下来的几句话里，说错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深吸一口气，才开口道：“刘爷，我凭的不是本事，是您现在的处境。”



刘典吏的眉毛猛地挑了起来。



沈知行继续说，语速不快不慢：“上个月户部下了札子，要各府清查近三年的赋役黄册，十月之前上报。台州府的黄册我也翻过，账面上有三千两百两白银的差额对不上。这三千两百两，说大不大——够买您这条命五次；说小不小——如果户部追查下来，知府大人会把所有责任推到经办人头上。”



刘典吏的脸色变了。



沈知行注意到了，但并没有因此放松。他知道自己正在走钢丝——说得太多会被当成威胁，说得太少又没有说服力。



“我不是来揭短的，”他说，语气诚恳得恰到好处，“我是想来补窟窿的。我爹当年在牢里，翻来覆去只看两样东西——一本《算经》，一本《大明会典》卷二十一赋役篇。我跟他学的，就是算黄册。那种老账本的错误，别人看不出来，我能。”



这当然是假话。沈存义生前确实精通算术，但沈知行真正的“老师”是明代财政史的专业训练和数理逻辑。可是他不能说真话——说了也没人信。



刘典吏盯着他看了很久，目光在阴暗中像两把钝刀，没有什么锋芒，但沉甸甸地压人。



“你知道替我把这笔账平了，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从此是您的人，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沈知行回答得很干脆。



这句话不是真心的。但他知道此刻必须这么说。



刘典吏忽然笑了。那人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眯成一条缝，脸上的肉堆起来，看不出是善意还是冷笑。他从袖子里摸出一把黄铜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