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地开口：



“国富同志，对于达康同志的情况要慎重表态。”



“眼下这份录音以及录音笔还没有进行司法鉴定，无法作为直接证据。”



他转向田国富，有条不紊地布置。



“这样，田书记，作为纪委书记，你这边立刻挑选省司法厅批准经营的、资质过硬的司法鉴定中心。”



“由纪委与调查小组的工作人员共同护送原始录音笔到司法鉴定中心，全程监督鉴定过程。”



“一定要保证证物的完整与安全，确保鉴定结果的真实公正。”



“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司法鉴定报告做出来。”



田国富立刻收敛了脸上的“怒容”，换上严肃郑重的表情，用力点头：



“育良书记请放心！如果录音笔在鉴定过程中出了问题，我田国富向省委引咎辞职！”



他清楚这份证据的分量，也明白高育良要求的“全程监督”意味着什么。



事实上，田国富比高育良更希望这份录音证据能彻底把李达康给搞得万劫不复。



与此同时，高育良的目光重新落回赵东来身上。



这位局长此刻脸色苍白，神情复杂，既有坦白后的释然，也有对未来的茫然。



“东来同志，”



高育良的声音恢复了些许温和。



“按照你的交代来说，作为市公安局长，面对市委书记李达康的违规指示，你没有做到坚守原则，反而是选择了屈从。这是失职。”



他话锋一转。



“不过，念在你现场指挥有功，避免了重大安全事故，挽救了众多生命，再加上你最终能坦诚老实地向组织交代问题，有立功表现，组织一定会对你酌情处理的。”



赵东来听后默默地点了点头。



他心里清楚，经此一事，他的政治生涯已经彻底终结。



能保住公职已是奢望，能保留党籍，或许就是组织能给予的最大“宽宥”了。



但这已经比他预想中最坏的结果——因“个人利益输送”或“严重渎职”而锒铛入狱要好上太多。



赵东来起身面向高育良，深深地鞠了一躬，声音低沉带着悔意：



“育良书记，感谢组织和您的关心爱护。”



“我有负于组织对我的多年培养，没能做到坚守原则，才有了今天的下场，是我咎由自取。”



“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一切处分。”



高育良看着赵东来深深弯下的腰背，脸上最后一丝审视也化开了，语气平和地说了句：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好了，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