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1月10日，上海码头。



船靠岸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黄浦江上的风又湿又冷，钻进脖子里跟刀子似的。李宇轩裹了裹军大衣，跟在大队长身后走下跳板。大队长穿着一身藏青色中山装，腰板笔直，步子不紧不慢，好像他不是从日本回来，而是刚从对门的茶馆散完步。戴笠走在最后，两只手拎着纸箱子，箱子里装着日本土产——几把扇子，两盒点心，还有一套和服。李宇轩瞄了一眼，日本人送礼也抠门，这么大的人物去了，就给这点东西？但他没说出口，因为大队长的侍从副官不该操心这个。



码头上接船的人不多。宋子文派了个代表，穿着灰中山装，站在一辆黑色轿车旁边，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笑。大队长跟他握了握手，没说几句话就上了车。李宇轩跟着钻进后座，戴笠把纸箱子塞进后备箱，小跑着坐进副驾驶。



李宇轩靠在座椅上，把领口松了松，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终于回来了。日本那地方，干净是真干净，礼貌是真礼貌，可他待着浑身不自在。不是人家不好，是心里那口气不顺。他在日本那些天，每天跟着大队长进进出出，见了一堆穿军装的日本人——田中义一、白川义则、头山满。那些人笑起来客客气气，可李宇轩总觉得他们的笑像刀片子，刮得人后背发凉。



车子进了租界，在一栋小洋楼前停下来。大队长下了车，对李宇轩说了句“早点休息”，就上楼了。李宇轩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



接下来的二十来天，大队长住在上海，忙着筹备婚事。每天早出晚归，脸上的表情一天比一天柔和。李宇轩有一次去送文件，推门进去，看见大队长站在穿衣镜前试领结。白衬衫，黑礼服，领结打了拆，拆了打，反复了三四遍。桌上还摆着两盒名片，烫金的，印着“大队长”三个字。李宇轩把文件放下，悄悄退了出去，带上门的时候听见大队长在哼一首曲子，没听清是什么调，但跑得挺厉害。



戴笠从走廊那头过来，凑近李宇轩，压低声音：“旅长，校长这几天心情好像特别好。”



李宇轩看了他一眼：“你这不是废话吗？要娶老婆了，能不好吗？”



戴笠嘿嘿一笑，又问：“那咱们要不要准备点什么贺礼？”



李宇轩想了想：“你看着办。别太贵，也别太便宜。别太显眼，也别太寒酸。”



戴笠应了一声，转身去了。李宇轩靠在走廊柱子上，点了一支烟。烟雾在昏黄的灯光里散开。



12月1日，上海大华饭店。



李宇轩没进婚礼大厅。他站在侧门的走廊里，靠着墙，手里夹着一支没点的烟。戴笠进去了，临走前把皮鞋擦得锃亮，领带整了又整，头发上抹了斯丹康——不过这次没抹太多，怕油光太亮抢了新郎风头。李宇轩看着他的背影，至于吗？



婚礼持续了快两个小时。戴笠从里面出来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我看了一场好戏”的表情。他凑到李宇轩跟前，压低声音开始汇报——宋美龄穿的什么婚纱，白色的，拖地很长。宋老太太笑的什么样，合不拢嘴。蔡元培念的证婚书，声音不大但中气十足。来宾都有谁谁谁，谭延闿、何香凝、汪晶卫送的花篮，冯玉祥的夫人也来了。李宇轩听着，偶尔点一下头，没怎么说话。



“旅长，”戴笠忽然压低声音，“您知道校长在婚礼上说了什么吗？”



“说了什么？”



“他说，‘余今日得与最敬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



李宇轩把烟从左手换到右手，没点。



婚礼结束后没几天，大队长去了南京。李宇轩跟着，戴笠也跟着。日子又回到了那种节奏——大队长忙他的，李宇轩在旅部喝茶、看地图、偶尔发发呆。



1928年1月4日，大队长正式复职。



消息传来的时候，李宇轩正在发呆。戴笠推门进来，脸上的表情比平时喜庆三分，把电报往桌上一放：“旅长，校长复职了！”



李宇轩端起缸子喝了口水，含混不清地说了句“哦，知道了”，然后继续发呆。戴笠站在旁边等着下文，等了半天没等到，只好自己出去了。他边走边想，旅长这人，有时候真让人摸不透。这么大的事，他连眼皮都不抬一下。他哪里知道，李宇轩心里比谁都急——复职了，意味着人事调整要开始了，意味着他能不能升官很快就有结果了。但急也不能在戴笠面前急。这老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