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过长江，占领集庆，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被红巾军的皇帝韩林儿封为吴国公，朱氏政权由此开始成形。



这一时期的朱氏政权，虽然开始招徕江浙士人，以充实政权体系，加强地方治理，但政权主体一直是以朱元璋为首的来自淮河支流——濠梁河的政治群体，也就是《明太祖实录》里所谓的“濠梁旧雄”。直到洪武晚期朱元璋大规模杀戮武将集团之前，朱氏政权一直是朱氏家族与“濠梁旧雄”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如果我们到南京钟山去看一下，便可发现在埋葬朱元璋的明孝陵的周边，埋葬着众多“濠梁旧雄”。而那些后来归附的文官，虽然很多也为朱氏政权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深受朱元璋信任，但只能在退休以后回到家里，并埋葬在那里，比如刘基也就是刘伯温便是如此。朱元璋与“濠梁旧雄”的关系，真可以说是生死与共。



对“濠梁旧雄”的控制



但同患难易，共富贵难，兄弟虽然如手足，但手足相残在二十四史里实在是司空见惯。朱元璋升居吴国公之后，对他的部下而言，他从平起平坐的兄弟一跃而居于众人之上，“濠梁旧雄”心中不会毫无波澜。北大历史系教授李新峰通过钩沉史事，指出这一时期朱元璋借故诛杀了对他的地位构成威胁的邵荣与赵继祖，此后又平灭了与自己有姻亲关系的谢再兴的叛乱，从而完全确立了自己相对“濠梁旧雄”的权威地位。但从军之后，尤其是这一过程中的兄弟反目与血腥杀戮，进一步加深了朱元璋性格中的不安全感。



为了加强对“濠梁旧雄”的控制，朱元璋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重用自己的亲属。朱元璋先后提拔了侄子朱文正、外甥李文忠，前者被委任为大都督，掌管朱氏政权的所有军队；后者被朱元璋不断升迁为明朝的第三武将。但即使是对这两个人，朱元璋仍然有很深的猜忌。朱文正驻守洪都，顽强抵御了陈友谅的进攻，使朱元璋取得了鄱阳湖水战的胜利，成为统一战争中扭转战局的关键。但鄱阳湖水战之后，朱文正因为对朱元璋的封赏有所不满，被囚禁至死。李文忠虽然在驱逐北元的战争中厥功甚伟，却仍然被朱元璋不断压制，据说最后他的死也和朱元璋有关。



二是广收义子。朱元璋将军队中作战勇敢、富有谋略的年轻将领收为义子，借助这种拟制血亲的方式扩大自身的影响。朱元璋的义子中，最著名的便是后来战功卓著、世代镇守云南的沐英。



三是利用江浙士人制约“濠梁旧雄”。占领南京之后，朱元璋进入到两宋以来，尤其是南宋以来儒学的核心地区——江浙行省、江西行省，积极招徕这两个地区的士人，可称为“江浙士人”，使之进入各级政府系统，与武将群体一起管理政权。朱元璋的意图一方面是要加强政权治理，另一方面也有以之制约武将集团，尤其是“濠梁旧雄”的政治意味。江浙士人之中，最著名的便是“浙东四名士”，而其中尤为朱元璋所倚重者，是很有谋略的刘基。朱元璋将刘基引入核心决策层，使之分割“濠梁旧雄”的军政权力。



可见，在创立政权的初期，朱元璋在缺乏安全感的性格影响下，奉行十分谨慎的政治立场，防范任何反对派的出现，从而竭力将政权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内敛的疆域政策



公元1368年，朱元璋41岁，正值不惑之年。在这一年，他建立了明朝。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缺乏安全感的性格影响下，确立了内敛的疆域政策，因为他认为边疆开拓可能会导致财政危机、社会动荡，最终会影响政权稳定。因此在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朱元璋明确宣布对周边国家不主动征伐。“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即使是对汉、唐积极经营的西域，明朝从建国伊始，也采取放弃态度。



但对于北逃至蒙古高原的北元，朱元璋为了防范其南下“复国”，仍强调积极备战。“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不过，这种积极备战的政策，也同样由于朱元璋在缺乏安全感的性格影响下，大规模杀戮开国功臣，而转入完全的防御姿态。鉴于自己已经创业成功，朱元璋开始将矛头对准与自己一起打天下的开国功臣，其中的主体便是“濠梁旧雄”，以防范这一政治集团对政权构成威胁。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借助“胡惟庸党案”，大肆诛杀、驱逐“濠梁旧雄”中的文武势力，严重削弱了“濠梁旧雄”在政治领域的影响。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朱元璋鉴于北元已经灭亡，发动了“蓝玉党案”，此后又借机诛杀了傅友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