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功、军班等出身占较大比例。北宋时，“有出身”指进士、明经等科举出身，以别于其他“无出身”者。 然而到南宋时，“有出身”的含义变窄，仅限于进士出身者，如童子科、武举、恩科（特奏名）等都不算“有出身”。宋朝各代“有出身”和“无出身”的标准不尽相同，在待遇上也有不少差别。



因入仕之途的差异，不仅在官场中的地位，升迁的迟速等有异，官户的范围也宽窄不一。如科举、荫补等出身的品官，显然属官户；而由某些门径入仕的品官，则另有专门规定，以限制品官某些特权的范围，维护等级森严的名分和秩序。



宋神宗元丰时，“进纳买.官”，“系有正法，惟因军功、捕盗，或选人换授，至升朝官，方许作官户” 。宋时升朝官，即朝官，按新的阶官名称，是指正八品文官通直郎和武官修武郎以上。



宋哲宗时，“先是，宗室〔袒〕免，女听编民通婚，皆予官，民争市婚为官户”。杜纯说，“入赀得承务郎（从九品）以上，犹不为官户，盖嫌其逃赋役，困平民也。今遐僻贱人争以国姻自召，商较财〔币〕，仅同贸易”，“非以尊国，示民范也”，于是“朝廷始严其法” 。又“自保甲之法行，民以艺能入等，授班行 者即为官户，免役”，时“祥符县至一乡止有一户可差”，后鲜于侁“乞保甲授班行人依进纳官例，候改转升朝官，方免户下色役”，也得到宋廷批准。 后“绍圣免役条”规定：“系宗室及〔内〕命妇亲，并义勇、保甲授官，或取妻，以阵亡之家恩泽授官，而系第一等人户，并同进纳法，见任小使臣、宣教郎以下，役钱并不免。” 自从八品文官宣教郎和武官从义郎（属小使臣）以下，即非朝官，成为自某些门径入仕者不算官户的界限。至于“取妻，以阵亡之家恩泽授官”者另有附加条件，即“系第一等人户”，若非第一等户，即不受以上界限的限制。



宋徽宗时，政和令又补充规定，“所有祗应有劳，进颂文理可采及特旨并非泛〔补〕官”者，也“并依进纳授官法，因军功、捕盗转至升朝官，非军功、捕盗人转至大夫以上，方许作官户” 。据此，则“非军功、捕盗人”须升官至正七品武翼大夫以上，才算官户。



北宋上述规定沿用到南宋 ，也被加了一些新的规定。宋高宗绍兴末期规定，“文学出身，遇赦授右迪功郎，注权入官，初任偶授破格差遣者”，“即不系正任合入差遣，其身后子孙不合理为官户” 。宋孝宗时，又规定“特奏名出身之人，如有偶授破格八品差遣，或循至八品上，须落权，注正官差遣，方始理为官户” 。



宋宁宗时的《庆元条法事类》卷7《监司巡历》、卷48《科敷》关于“品官之家”的注释如下：“身亡者有荫之家，若系宗室及内命妇亲授官，而转至升朝，及进纳或保甲授官，或第一等户以妻之家阵亡，遗表恩泽授官，并祗应有劳，进颂可采，及特旨与非泛补官，因军功、捕盗，而转至升朝，非军功、捕盗，而转至大夫，医官转至翰林医痊以上，仍曾经入额人者。” 此项规定大致是此前各项规定的综合和总结。翰林医痊为从七品，“入额人”应是指尚药局、太医局等的定编人员。



当然，上述规定能否严格执行，则是另一回事。宋徽宗时记载：“命官出身，各有条法。比年以来，吏职入仕或进纳并杂流之类补官人，往往攀援陈情，改换出身。” “改换出身”，无非是为改善本人在官????????????????场中的地位，以求享有某些本来无法得到的权益。在昏暗的政治形势下，“员既滥冗，名且紊杂” ，一批又一批渣滓，投机钻营，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改换出身”，挤进了官户的行列。



宋朝规定，凡任宰相和执政，“例得奏奴隶补班行” 。北宋末，大宦官童贯“厮养仆圉官诸使者至数百辈” ，童贯镇压方腊，“受富民献遣，文臣曰‘上书可采’，武臣曰‘军前有劳’，并补官，仍许磨勘、封赠，为官户”，“凡四千七百人有奇” 。宠臣朱勔“驺仆亦至金紫” 。蔡京“即家为府，营进之徒举集其门，输货僮隶得美官”，“厮养官为横行” 。医官也十分冗滥，宋徽宗宣和时，方限定以三百五十人为定额，而“额外人免改正，但不许作官户” 。此类“妄作名目”的官户，到南宋初年，仍成为一大遗留问题，而须作专门的讨论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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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宋朝也放宽对进纳出身为官户的限制。南宋初，因军情紧急，财政困窘，曾“立价”出卖“空名官告”，“文臣迪功郎六千贯”，至“承直郎一万五千贯”，“武臣进义副尉七百贯”，至“敦武郎三万贯”，规定“不作进纳，理为官户”，“其告身止称某乡某人奉公体国，宜加奖录，特授某官，所有参部、注拟、资考、磨勘、改转、荫补、封叙之类，一切并依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