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 年的冬天，风是带着刀子的。



我缩在土炕最靠里的角落，把露着棉絮的破棉袄往身上裹了又裹，肚子里空得发慌，连带着肠子都绞着疼。



里屋传来娘一阵接一阵的咳嗽，咳得像是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我攥着冻得通红的小手，不敢哭，也不敢出声。



那时候我总觉得，日子是看不到头的黑。



爹走得早，大哥大嫂分了家就跟断了亲一样，娘卧病在床，家里唯一的顶梁柱四哥赵明，也躺在床上病得跟纸糊的似的，一口气喘不上来，人就可能没了。



我每天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探探四哥的鼻息，再听听里屋娘的动静，确认两个人都还在，悬着的心才能落下来一点点。



附近的野菜早就被挖光了，树皮都被人剥了去，我揣着个豁口的破碗，在雪地里走了半个村子，也只扒拉到几把冻硬的草根。



回到家，我把草根洗干净，混着最后一点点玉米面，煮了一锅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糊糊，先给娘端了一碗，再端到四哥床边。



四哥那时候刚醒，眼睛亮得吓人，跟以前那个闷不吭声、连说话都费力气的病秧子，完全不一样了。



他撑着身子坐起来，没先接碗，反而伸出粗糙的手，摸了摸我冻得发紫的脸颊，声音哑得厉害，却字字都清楚。



他说，妮儿别怕，哥以后让你顿顿吃饱饭。



我那时候才八岁，半信半疑地看着他，只当是四哥烧糊涂了说胡话。



可我还是点了点头，把碗往他手里递，心里偷偷想，就算是胡话，听着也暖。



我没想到，四哥说的话，竟真的一句句都成了真。



没过几天，四哥就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半袋玉米面，还有一小把红糖。



他给娘冲了热乎乎的糖水，给我煮了满满一碗稠稠的玉米糊糊，没有掺一点野菜，香得我鼻子都要掉了。



我捧着碗，一口一口地喝，烫得舌头直发麻，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掉。



那是我那一年里，第一次吃到不掺野菜的粮食。



从那天起，我们家的日子，就像开春化了冻的河，一下子就活泛起来了。



四哥进了红星轧钢厂，成了厂里最厉害的钳工师傅，月月拿最高的工资，领最多的粮票肉票。



家里的土屋翻修了，漏风的窗户糊上了新纸，土炕烧得暖烘烘的，再也不用在冬天里冻得缩成一团。



娘的身子，在好吃好喝的调养下，也一天天好了起来，脸上渐渐有了血色，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卧在床上下不来的样子。



四哥给我扯了最好看的花卡其布，让娘给我做了新衣裳。



我穿着新衣裳出门的时候，村里以前那些看不起我们家、见了我就躲的人，都凑过来跟我说话，连以前总对我们家甩脸子的大嫂王翠花，也腆着脸上门来，想沾点好处，都被四哥毫不留情地怼了回去。



我躲在门后，扒着门框看四哥站在院子里，脊背挺得笔直，把那些想占便宜的人说得哑口无言，心里又解气又骄傲。



我总觉得，我的四哥，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



他会从厂里回来，给我带水果糖，带黄桃罐头，糖纸我都一张张抚平，夹在书本里，当成宝贝一样收着。



他会给我买新书包，送我去镇上的小学读书，跟我说，女孩子也要读书识字，要走出去，看更宽的世界。



我读书格外用功，上课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放学回家就趴在桌子上写作业，一笔一划都写得工工整整。



我不想让四哥失望，他给我铺了一条亮堂堂的路，我就得好好走下去。



放学早的时候，我就坐在家门口的石墩上，等着四哥从厂里回来。



远远看见他骑着自行车的身影，我就会蹦起来跑过去，他总会笑着停下车，把我抱到自行车的横梁上坐着，推着车往家走，跟我说厂里的新鲜事，说他又改良了什么机器，又拿了什么奖励。



后来四哥真的给家里买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二八杠的，亮闪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