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9年
有些胜利像镀金的棺材——外表辉煌，内里装着死亡。
1709年9月11日，马尔普拉凯战役的消息传到阿姆斯特丹时，交易所的反应比三年前拉米伊战役时更加分裂，更加……疲倦。胜利捷报与伤亡名单同时抵达，像一对畸形的双胞胎。
小威廉在书房里听秘书读战报，眼睛闭着，手按在胸口——医生警告过这种消息可能带来的压力。七十三岁的他，最近几个月越发感到时间的重量，不是以年计，是以每次心跳计。
“联盟军队在马尔堡公爵指挥下取得决定性胜利，”秘书朗读官方通报，“法军被击退，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
“停，”小威廉打断，“伤亡数字。”
秘书翻页，声音低了些：“联军方面……阵亡与重伤约两万四千人。其中荷兰部队……约八千。”
房间里安静了很久。窗外，阿姆斯特丹秋季的天空灰蒙蒙的，像没擦干净的旧银器。
“八千，”小威廉重复，“加上拉米伊的八千，加上之前各场战役。荷兰还有多少年轻人可以送进绞肉机？”
“但胜利了，先生。战场在法国境内，这是重大突破。”
“突破，”小威廉睁开眼睛，那眼神让年轻秘书后退了一步，“你去过屠宰场吗？突破就是刀刺得更深，血流得更多。但肉还是那块肉，只是更碎了。”
他挥手让秘书离开，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小药瓶——医生开的，用于“缓解心脏不适”。吞下一粒后，他开始计算：八千阵亡者意味着至少八千个家庭受影响，其中一部分会失去主要劳动力，需要社会救济。抚恤金、寡妇津贴、孤儿补助……又是一笔财政支出。
而战争还在继续。胜利的代价是继续投入，直到一方彻底倒下或破产。
与此同时，在佛兰德斯的战场边缘，扬二世正经历着职业生涯中最超现实的场景。
作为“非官方军事观察员兼后勤顾问”（这个头衔是他自己发明的，但军方默许了），他站在马尔普拉凯战场三英里外的小山丘上，用望远镜观察战后清理工作。景象让他想起但丁的地狱诗篇——只是这里没有诗歌的韵律，只有苍蝇的嗡嗡声和偶尔的呻吟。
“运输计划，”英国军需官递给他一份文件，“需要两百辆马车运送伤员到布鲁塞尔的医院，一百辆运送阵亡者到临时墓地。你的船队能提供多少？”
扬二世快速计算：“从安特卫普港可以调集三十艘中型商船，改装成临时医疗船。但需要三天时间，而且……费用。”
“费用按标准——”
“不，”扬二世打断，想起父亲的教导，“这次按特殊紧急费率。市场价的一点五倍。因为我们需要连夜改装，雇佣额外水手，承担敌袭风险——虽然战场在法国境内，但私掠船还在海峡活动。”
军需官皱眉：“公爵大人不会喜欢这种趁机涨价。”
“公爵大人刚赢得一场伟大胜利，”扬二世平静地说，“他需要高效的后勤来维持攻势。廉价的后勤会拖延，拖延会让伤员死亡，死亡会影响士气。您可以选择。”
最终军需官签了字。扬二世知道为什么：马尔堡公爵正在准备向巴黎进军，需要一切顺利。而顺利需要钱，幸运的是，花的不是他自己的钱。
在返回安特卫普的马车上，扬二世写下观察笔记：
“马尔普拉凯，1709年9月。所谓的决定性胜利看起来像：成堆的尸体等待掩埋，断肢的士兵等待死亡或奇迹，将军们已经在计划下一步进攻。胜利是相对的——今天比昨天多占领一百码土地，多杀死一千敌人。但土地浸透了血，敌人明天会有新的援军。
我问一个荷兰上校：‘值得吗？’他沉默很久，说：‘问题不在于值不值得，在于还能承受多久。’
荷兰的承受力正在接近极限，我能感觉到。不是军事极限，是财政极限，心理极限，灵魂极限。”
在莱顿，玛丽亚接到丈夫约翰从前线寄来的信，手抖得几乎拆不开信封。
信比往常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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