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市场打开之后，林晚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程薇的病情像一个倒计时的钟，每天滴答滴答地响。她不说，林晚不问，但两个人心里都清楚——时间不在她们这边。



印尼是程薇选的第二站。原因很简单——印尼有两千多万人口，地中海贫血患者数量居东南亚之首。但这里的市场也是最难啃的骨头。药品审批流程复杂，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本土药企与政府官员的利益链条盘根错节。程薇在电话里说：“印尼不像泰国，这里没有阿努查那样的内应。我们得从零开始。”



林晚听完，沉默了片刻。“你先去探路。摸清楚谁说了算，谁收钱，谁拦路。”



程薇苦笑。“你当我是特工？”



林晚的声音很平。“你是。命都不要了，还在乎当不当特工？”



程薇没有说话。她挂了电话。



一周后，程薇发来了一份长达二十页的报告。报告里详细列出了印尼药品监管局的权力架构、关键决策人物、以及他们与本土药企的关联。最后一页，她用红笔圈了一个名字：赫尔曼。印尼国营医药公司biofara的董事长，军人出身，在政商两界都有深厚人脉。他的弟弟是国会议员，他的妻子是最高法院法官的侄女。赫尔曼不是一个人，他是一张网。



林晚看完报告，把手机放在桌上。她盯着天花板那道裂缝看了几秒，拿起电话，拨了程薇的号码。



“赫尔曼想要什么？”



程薇的声音很低。“钱。他要两百万美元，现金。打到他在新加坡的账户上。钱到账，审批一周内下来。钱不到账，我们的药永远进不了印尼。”



林晚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不能给。给了，他就捏住了我们的把柄。以后他会不断地要，像蚂蟥一样吸我们的血。”



“不给怎么办？”



林晚想了想。“饶过他。”



“怎么绕？”



“找他的对手。他在印尼经营了这么多年，不可能没有敌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程薇沉默了片刻。“我试试。”



林晚挂了电话，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北京的冬天，灰蒙蒙的天，光秃秃的树枝。她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带着冬天特有的干燥气息。她深吸一口气，关上窗户。她想起那些在印尼等待救治的病人，那些在闷热的病房里躺着的人，那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



程薇的动作很快。她通过当地华人商会的渠道，联系上了赫尔曼的政敌——卫生部的一个司长，叫苏托莫。此人曾是印尼前总统的私人医生，在医学界威望很高，但一直受到赫尔曼的打压，被边缘化多年。苏托莫愿意帮忙，但他开出的条件不是钱，是技术转移——沈慧药物必须在印尼设厂，与当地企业合资生产，技术要逐步转让。



林晚听完程薇的转述，沉默了很久。设厂，合资，技术转让。这不是合作，这是缴枪。技术一旦交出去，就等于把命脉交给了别人。



“拒绝他。”



程薇愣了一下。“拒绝？那我们怎么进印尼？”



林晚的声音很平。“继续找。找到第三个选项。”



程薇叹了口气。“你比我还倔。”



林晚没有回答。她挂了电话。



找第三个选项的过程比林晚预想的更漫长。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程薇发来的消息越来越短，语气越来越沉。她的病情在加重，体力在衰退，但她从不提。林晚也不问。她只是每次通话结束前说一句“注意身体”，然后等那头传来一声“嗯”，再挂断。



第三个月，转机出现了。程薇在当地华人商会的聚会上认识了一个人——陈德利。印尼第三代华人，祖籍福建，做棕榈油生意起家，身家百亿。他的小女儿患有地中海贫血，用了三年的进口药，效果不好，副作用大。他听说了沈慧药物，通过关系拿到了几盒，给女儿试了三个月，各项指标明显改善。他主动找到程薇，说：“你们的药，我帮你们进印尼。不要钱，不要技术，不要股份。只要我的女儿能继续用药。”



程薇把陈德利的话原封不动转述给林晚的时候，声音有些发抖。不是激动，是如释重负。



林晚握着手机，喉咙发紧